“惠特曼创作的Out of the Cradle Endlessly Rocking’是 19 世纪最美丽的爱情诗，其表达方式和达尔文、奥杜邦等生物学家所运用的是一样的，如果这些科学家在表达自己内心感情方面能像在观察外界事物方面同样擅长的话。如今的诗人日复一日地在海滩上流连忘返，观察鸟类的交配，这在19世纪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7世纪早期，想创作这样主题的诗人应当呆在花园里，刻画一个虚幻的幽灵，或者夜莺，而不是实实在在的鸟。在蒲柏（Pope）的年代，诗人应当呆在图书馆里，描写某位贵族夫人或农场里的鸟儿。几乎所有19世纪的重要作品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创作的，也都表达了这种新的想像力。这些作品尊重现实，观测数据充斥其中。它们利用现实的风景来直接展现，或者通过现实的风景来描写——理想的王国；而不是企图去超越现实。《巴黎圣母院》的作者也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战争与和平》也可以由社会学家来创作，《白痴》的作者没准是个心理医生，《萨朗波》（Salammbo，福楼拜的小说——译者注）则可能出自一位考古学家之手。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作品的创作有意加人了科学的思想，更不是说用一部科学著作来替代它们还能够保持其原汁原味。恰恰相反，我只是说明它们的创作精神与科学著作同出一辙。在意识范畴上它们属于同一层面。”
一旦找准了象征意义，实用艺术的目的性就更强了。科学为艺术家和技术工作者设立了同样的目标，那就是按照机器的功能来行事，而不是利用某种毫不相关或神秘的方式在原材料上表达自已的个性。木材之所以是木材，玻璃之所以是玻璃，钢铁之所以是金属，运动之所以是运动，这些都已经通过化学和物理的方式搞得清清楚楚。尊重这些，就是理解并接受这个新的环境。抛开功能而加上的装饰，就像人身上的文身一样，成为粗鄙的象征。不加修饰的物体，无论其是什么，都有其自身的美。揭示这种美能够使它更人性化。任何艺术的修饰都不能够比物体本身的美更好地揭示其个性。比如，17世纪的荷兰园艺家经常把他们培育的女贞和黄杨弄成某些动物的形状，或其他任何一种形状。但在20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园艺，它尊重物种在自然界的生态群落关系。它不仅容许物种在自然状态下以其本来的面貌生长，而且还希望表达物种间的相互关系。科学知识间接地促进了这种新的审美情趣。这个变化正代表了在所有艺术领域中一直在发生的变化，他有时缓慢，有时迅速。归根结底，如果说自然界不是绝对的，如果外部自然界的事实不是艺术家们创作的唯一素材，那么对自然的单纯模仿也不能保证创作在美学上的成功，但无论如何，科学毕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个靠得住的、相对独立的王国，他必须在这个界定的领域内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在创造内外世界的和谐、表达对存在事物的激情和挚爱的时候，艺术家不必完全听从自己的任性或幻觉。即使当他偏离了某个外在物体或可靠的习俗的时候，他仍能对这种偏差有一个可靠的度的把握。这里我们不妨创造一个词汇———创作对象决定论。比起人文艺术来，它在机器艺术中表现得更加显著，但创作对象决定论是贯穿这两个领域的一条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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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