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把机器体系看作独立个体的观点之外，科学对艺术还有其他独特的贡献。科学通过它对发明和机械化的影响为我们的环境提供了一种新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权力、经济性、客观性和集体意志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要远远大于以往，即使是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皇家僧侣和皇家建筑师占绝对支配地位的时代也不例外。艺术家的部分使命就是要更敏锐地把握这种新的环境，运用人类的情感和温情来表达它，并把自己的个性更全面地展现出来。19世纪伟大的先哲们对这种新环境并没有无动于衷，他们热烈地欢呼它的到来。透纳、丁尼生(Tennyson)、埃米莉·狄更生（EmiliyDickinson)、梭罗、惠特曼和爱默生等，都怀着崇敬和激情向火车头—这个西方社会的新秩序的象征致敬。他们都意识到，新的手段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人类经验的性质。无论是梭罗还是塞缪尔·斯迈尔斯，无论是吉卜林（Kipling）还是乔治·威尔斯（H. G. Wells)，都清楚地看到了这些事实。电报、电话、火车机车、远洋汽船，甚至是用以传送、运输和控制动力的连杆、活塞和开关，就像竖琴和战马一样，都能够唤醒人们的情感……掌握着节流阀或机器开关的手就像过去握着权杖的手一样威严。
科学态度的第二个贡献也是限制性的。它有助于摧毁那些在人们头脑中已经存在千年之久的希腊神话以及基督教中的英雄和圣人。或者换句话说，它防止人们不假思索、天真而重复性地利用这些符号。但与此同时，科学态度又推出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符号，并拓展了这些符号的使用范围。这个过程在一切艺术活动中都能够被找到，影响的范围从诗歌到建筑。但对科学的追求又产生了新的神话。中世纪关于浮士德医师的民间传说从马洛（Marlowe）手中传到歌德那里的时候，浮士德就变成了一个开凿运河、抽干沼泽，在行动中找到生命意义的人。麦尔维尔笔下《白鲸》中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变化，证明不是用积极的知识来毁灭神话；而是在运用神话时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含义。这里我只想重复一下在其他地方曾经提到过的观点：“科学精神已经完成的就是使人们在施展自己想像力的时候能够比一厢情愿的自我中心者做得更好；而后者就像一个婴儿幻想得到统治和支配的权力。法拉第在磁场中构想出磁力线的伟大创举，丝毫不亚于想像出一群围成一个圈翩翩起舞的仙子。正如怀特海德先生指出的那样，对这种新的想像力持赞同观点的诗人，如雪莱、华兹华斯、惠特曼、麦尔维尔等，他们并没有觉得科学剥夺了他们的想像力；相反，他们发现自己得到了升华、拓展和更新。”
第七章 机器体系的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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