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做得最糟糕的还是古生代技术时期的工程师们，他们的作品也是最矫揉造作的。在肆无忌惮地破坏了环境之后，他们似乎想在机器上加上一些小小的装饰和铭文来弥补自己的罪过。他们在蒸汽机上加了一些多立克式的柱状线条，或者试图用哥特式花饰线条来遮盖机器的某些部分。他们在印刷机上加上框架，在自动机床上加上铸铁的阿拉伯式的图蔓，在新机器结构的铁框架上打上一些装饰性的孔洞，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旧馆的托架，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的底座，到处都有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是对伪艺术的致敬。人们在早期蒸汽散热器上，在曾经很优雅的打字机上，在霰弹枪和锁线装订机上那些至今还存在的无可名状的装饰上，也能找到同样的东西，即便这些东西最终在收银机和火车车厢上消失了。其实，在很早以前，人们面对新兴的技术还有些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在盔甲和弓弩上就出现过同样的情形。
机器设计的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一种折中。设计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的设计完全是为了提高机器效率；另一部分的设计则是为了美观。功利主义者关心的完全是机器的运转部件，美学家则有小小的自由对机器的表面做一点修饰，诸如加上一些无关紧要的图案，印上一些阴森的花纹，镶上一些没有什么含义的细丝工艺。当然，前提是它不能破坏机器的结构，或降低它的效率。使用这些机器给人的感觉是，这种设计还是在羞涩地企图掩盖它原本的目的，一种很低俗鄙陋的目的。怀着一种暴发户特有的不安感，设计师竭力想模仿更高层次艺术的仿古形式。
机器设计很快进入了这个第二阶段，实用和审美分别回归各自的领域。美学家很正当地坚持认为，结构和装饰应当是一体的，而艺术也不仅仅是像糕点工装饰在蛋糕上的糖衣。为了使旧式的装饰更加真实，他们开始改变结构的属性。像一个手工艺人一样，他也开始复古织布工人和木匠的手艺。这些手艺也只有在尚未受旅游业和商业影响、经济仍比较落后的地区才存在。19世纪，老式的工场和艺术工作室开始萎缩、消亡，尤其是在相对发达的英国和美国。而新的艺术工作室则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例如致力于玻璃制品的英国的威廉·德摩根(William de Morgan)、美国的让·拉法日(Joan La Farge)以及法国的拉里克（Lalique)，又如经营各种手工艺品的英国的威廉·莫里斯。他们的存在证明过去的艺术还没有消亡。工业制造家们虽然没有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但还是受到了影响，尽管对此不屑一顾但仍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开始照搬博物馆中已经死亡的艺术形式，试图以此来提升自己的地位。结果适得其反，在他们原来的设计中仅有的一点点可取之处也丧失殆尽了，因为原来的设计至少还体现了对生产工艺和生产材料的认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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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