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产业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相比来说，就必然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转移到产业之外。为了平衡这种远距离遥控所带来的不便，也为了抵抗产业按照惯性发展的趋势，一种集体性的消费者组织就发展起来了，它能够控制产品生产的种类、数量和分配。相互间有竞争的产品就会有斗争存在，这是任何产业都不可能避免的负面影响。那么就应该有一种积极的调节机制，确保生产合适种类的产品。如果缺少这种组织，即使是我们半竞争性的商业模式在适应需求方面也会很迟缓。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如果改变的仅仅是产品的表面风格，它也就阻碍了新思想的进入，例如美国家具协会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拒绝引入非仿古类家具。在一个相对稳定、非竞争性的产业组织形式下由消费者团体来表达和确定需求，对于理性化生产是尤为重要的。没有消费者团体的参与，由某个中央机构来确定生产的模式和配额必然是盲目的、效率低下的。同时，要对生产和产品质量建立科学的衡量标准，这样产品就能按照它本身的价值和服务来销售，而不是根据华丽的外部包装和精明的广告宣传。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这也是产业理性化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天然好处。其实在美国就有国家标准局可以使用已有的实验设备来确定产品的标准。不从全体消费者的利益出发而这么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埋没知识的最无耻的行径。
政治控制的第三个要素在于对土地、资本、信贷和机器拥有所有权。在机械生产和金融体系都发展到了非常高水平的美国，几乎有50%的资本投资工业，超过40%的国民收入集中在200家公司手里。这些公司如此巨大，拥有它们股份的股东又如此众多，以致没有任何单个股东拥有的资本额能够超过总资本的5%。换句话说，在规模较小的企业里，所有权和管理权天然是在一起的，而现在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这两种权利已经完全分开了。（在过去二十年里，精明的美国银行家和产业管理者就是利用自己手里掌握的优势，通过资本重组和发奖金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劫掠了公司绝大部分收入。）由于现在的股东已经被资本主义的诡计剥夺了权利，那么，把整个体系纳入理性的轨道的做法就应该不会引起巨大的震动。我们可以把银行业的职能直接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从产业的收入中直接获得资本，而不是听凭贪婪的个人用极其迂回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些人对社会的需求的了解都是经验式的、非科学的。如果说他们还不至于赤裸裸的反社会的话，那么至少他们对一己之私利的关注程度远远大于对公众利益的关注。我们生产方式和金融结构的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是使机器生产人性化的必要前提。当然，这将是一场革命。它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会流血；可能是通过智慧完成，也可能是通过暴力完成；可能会平稳过渡，也可能会经历一系列巨大的震撼、痉挛和灾难。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当今产业中掌权的人和他们的对手，取决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和道德水平。
372
技术与文明
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