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并未修改书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也没有试图更新参考文献，去补充这方面的一些新的工作，特别是一些法国学者的引人注目的工作，包括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e)、罗杰·凯卢瓦(Roger Caillois)、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Pierre Francastel)、贝特兰德·伊勒（Bertrand Gille)和雅克·埃卢尔（Jacques Ellul)。这些法国学者将诸如卡尔·布克（KarlBücher)、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以及甚至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等早期的德国学者的传统工作加以发扬光大。我们看到，学术界对于技术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愈来愈感兴趣了。如果对此还要举出更多证据的话，我们只需指出1959年在美国技术历史协会的会刊上发表的题为“技术与文化”的新的综述文章，以及一篇意大利文的出色综述文章《机器文明》，就可以了。
几年以前，《代达罗斯》（Daedalus）的主编杰拉尔德·霍尔顿(Gerald Holton)教授，在本书出版 25年之后，邀我撰写一篇前瞻性的综述文章。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可以说是过分尖锐的分析。该文发表于《代达罗斯》（1959年第3期），因此我不用在此再来讨论本书的不足之处，当然，本书的正面的重新评论，也应留待他人。为了使自己相信，现在将本书以简装本出版以延长本书的寿命和扩大本书的影响是明智的，我将全书又读了一遍。结果，我不得不冒昧地承认，本书所表现出来的直觉的远见和新鲜的洞察力，使我感触良多。这些直觉的远见和洞察力常常让我得以基于尚不充分的数据做出结论并揭示过去认为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的重要联系。
虽说当今的一些评论恰当地将《技术与文明》一书列为一部有希望的著作，但是我现在要祝贺自己的倒是下列事实：当时，在原子能的利用导致道德败坏和非理性的嬗变，从而对世界造成威胁之前，我已指出，许多最有希望的技术进步，有可能引起倒退：我预见了在“自动化”和“潜意识的自我”之间，有着不祥的联系。这个提法是我在以后明确的。在二十几年以前，能理解本书后半部分的读者，对于此后的巨大的科技成就会有所准备，也会对与由此发生的科技的滥用和妄想症不觉得奇怪。所以说，虽然本书中未列出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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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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