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7世纪，人们的信心增加了，为了实用目的而发明的冲动变得更普遍、更迫切。波尔塔（Porta）、卡当（Cardan）、贝松（Jac-ques Besson，1540—1573 年)、拉梅里(Agostino Ramelli,1495—1555年）等聪明的发明家、工程师和数学家的作品证明人们对技术的掌握和兴趣都大为增加了。施威恩特（Daniel Schwenter，1585—1636年）在其《数学物理之趣味》[Délassements Physico - Mathématiques（1636年)]中指出两个人如何通过磁针来进行通信。格兰维尔（Glanvil)说：“对于我们的后人来说，买一对翅膀飞到很远的地方去也许是极为普通的事，就像今天人们在远行前买一双靴子一样；将来通过适宜的手段与远在印度的友人交流会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就像今天写一封信一样。”赛拉诺（Cyrano de Bergerac）已设想到了留声机。胡克说，“在百米之外听到窃窃私语是有可能的，这点现在已能做到。那么，根据事物的本性，百米变成千米同样是可能的。”事实上，他甚至已预见到人造丝的发明。格兰维尔还说：“我确信，我们的后代将会发现很多很多现在看来不过是谣传的事物，它们最后被证实是实际存在的。许多年之后，人们谈到要到月亮的南面去旅行，就像今天谈论到美国去旅行，一点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白发回到黑发，老人恢复年轻时的活力，这些最终都将实现，而无需奇迹的出现；农业的发展也有可能使荒漠变成良田。”（1661年）
在17世纪的这些预言中，并不缺少对于即将实现的事物的信心，相信这些会很快发展起来，坚信机器的极端重要性。钟表制造；记时；太空探险；寺庙规程；资产阶级的秩序；技术设备；新教徒的禁欲；魔法探险；最后是物理科学的严格秩序、精度和清晰度。这些互不相干的行动，其本身可能并无重要之处，但最后合起来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网络，足以支撑机器的重荷，而且让机器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到了18世纪中叶，一些重大发明的初步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出现了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唯理主义者、实验家、机械学家和其他智者，他们目的明确，对于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东方刚露出一丝灰蒙蒙的亮光，他们就宣告黎明已经来临，宣传黎明的美妙，宣布新的一天将奇彩纷呈。实际上，他们宣告的可能不过是季节的改变，也许是气候本身的长期的周期性的变化。
第一章 文化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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