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摧毁了合作性冶金行业公会的基础，而后者正是德国冶金技术复苏的一个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的“自由”基础，也即“自由”的攫取以及股东和董事会的阶级统治，不用再顾虑任何保护人权的规章制度了。那些人性化的规章制度是中世纪社会发展出来的，要知道那时即使是农奴也受到社会习俗的保护，也有耕种土地的基本保证。而矿工和熔炉旁的铁匠，他们是自由的工人，也即不受保护的工人，他们是19世纪工资奴隶的先行者。只在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里，这个机器技术的最基本工业——冶金工业—才尝到了行业公会体制的保障和人道主义的甜头，很快就由奴隶制的野蛮剥削过渡到几乎同样野蛮的工资奴隶制的剥削。工资奴隶制所到之处，工人的人格也荡然无存。
采矿业还在另一个方面助长了资本主义。15世纪的商业企业迫切需要健全而灵活的流通体制，工业也迫切需要资本来提供大量的必需品——船只、工厂、矿井、码头、起重机。早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之前，欧洲的矿山就开始提供这类必需品。根据桑巴特的统计，15、16世纪时，德国采矿业在十年之间获得的利润就抵得上过去一百年里老式企业获得的利润。正如现代的主要财富是建立在石油和铝业的垄断之上一样，16世纪的富格尔家族的财富主要建立在施蒂里亚州（奥地利东南部—译者注）、蒂罗尔地区（奥地利西部和意大利北部—译者注）以及西班牙的银矿和铅矿之上。这种财富的积累只是某种循环怪圈的一个环节而已，而这种循环迄今仍能看到，虽然形式略有改变。
首先，战争技术的改进，特别是武器装备的迅速扩大，增加了钢铁的消耗，提出了对矿石的新需求。为了购买越来越昂贵的装备并支付战士的工资，欧洲统治者只得求助于金融业，并把皇家矿藏作为贷款的抵押。于是采矿业的发展成了金融企业发财致富的一条坦途，收益甚至要大于高利贷。为了还债，统治者热衷于新的征服或对遥远地区的开发，于是开始了新的循环怪圈。战争、机械化、采矿、金融，一环套着一环。采矿是关键性的工业，为战争提供了动力，成为原始的金融钱柜，也即战争钱柜，增加了钱柜的物质（金属）内涵。另一方面它又为战争提供了工业基础，为金融业牟得了利益。战争和采矿的不确定性又增加了投机获益的可能性，这就是金融蛆虫得以繁荣的肉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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