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自由与正义
2013年，洛杉矶第一基督教会(First uaran Chrch of Los Angeles)起诉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国内间谍活动，称其对教会成员电话通话习惯的监控阻碍了他们团结起来倡导政治事业。教会并不是妄想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联邦调查局因为其牧师的政治立场而监视他。今天，教会担心，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因为与教会有联系而被列入监视名单。
政府的监视是昂贵的。最明显的是，它非常昂贵:美国每年花费720亿美元。但它也让我们的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哈佛大学法学教授YochaiBenkler将国家安全局的监控比作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因为它攻击我们所有的其他系统。这是一个很好的类比。
最大的代价是自由，而风险也足够真实，以至于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都反对监控系统的纯粹侵入性和普遍性。就连政治上保守、亲商业的《经济学家》杂志(Economist)也在2013年一篇关于视频监控的社论中指出，它走得太远了：“本刊坚持的信仰之一——技术进步通常应该受到欢迎，而不是恐惧——在这里与支持自由的更深层次的冲动发生了冲突。自由必须包括一定程度的隐私权:如果你的一举一动都被记录下来，自由就受到了限制。 99
数据指控
17世纪，法国政治家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曾说过一句名言：“给我看世界上最诚实的人写的六行字，我就能从中找到足以绞死他的证据。”前苏联约瑟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提·贝利亚(LavrentiyBeria)宣称：“给我看这个人，我就给你看他的罪行。”两人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有足够的关于某个人的资料，你就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判定他有罪。这也是很多国家的法院禁止警察进行“钓鱼调查”的原因。这也是美国宪法明确禁止一般搜查令的原因一一一般搜查令基本上允许警察搜查任何东西。一般搜查令可能被极度滥用;它们被英国人在殖民时期的美国用作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
无处不在的监视意味着，一旦警察下定决心，任何人都可能被判违法。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储存起来，并在以后的某一天作为对你不利的证据被提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允许警方深入研究这些大型数据集并找到不法行为的“证据”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美国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多模糊和惩罚性法律的国家，这些法律赋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可以指控谁犯有什么罪，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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