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即使使用最发达的机器，工人也很可能被迫“比野蛮人工作的时间更长，或者比他自己使用最简单、最粗糙的工具时工作的时间更长”。技术改变了工作，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但前提是要与适当的政治相结合。
然而，对德鲁克来说，这种转变并没有随着泰勒而停止。他观察到，随着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变化，知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虽然19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场生产力革命，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是一场“管理革命”，但在“信息革命”中，他看到生产越来越多地基于“知识对知识的应用”。虽然知识一直很重要一一毕竟，第一次颠覆的本质在于通过选择性育种掌握作物和动物的信息内容——但随着数字化和信息技术的兴起，德鲁克认为这一过程已经达到了某种终点。土地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被严重地边缘化。
在马克思、凯恩斯和德鲁克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三种未来，每种未来都阐明了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才有可能实现。虽然在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但现在看来，就生活水平下降而言，无论生产率如何提高，马克思都是正确的，而凯恩斯是错误的。正如凯恩斯(Keynes)在1930年所大胆预测的那样，技术变革有可能让我们走向富足，但前提是伴随着对富足提出同样要求的政治。德鲁克呢?他正确把握的是，价值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信息中。
但是，这三个人都没有清楚地勾勒出准确的信息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将如何将自己融入到当前的结构中。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做到了这一点的人，后来成为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叫保罗·罗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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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s under heav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