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活劳动的活动包含有越来越多的语言服务时，普遍智能就成了活劳动的一个属性。这里我们就要谈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的立场缺乏根据。受黑格尔在耶拿的学说的启发[哈贝马斯，《劳动和交流》(Arbeit andInteraktion)]，他将劳动与交流，“器械的或‘战略的’行动”与“交往行动”做对比。他判定两者符合不能互相比较的标准：劳动直接来自于手段/目的之逻辑，而语言交往依赖于交流、互相承认、具有共同的信仰(ethos)。可是今天，雇佣劳动（被雇佣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就是交流。劳动过程不再是沉默寡言的，而是侃侃而谈。“交往行为”不再拥有特权甚至排外，不再置于伦理文化关系或政治之中，不再待在生活的物质再生产领域之外。反而行之，对话的言辞已经坐落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简言之:为了充分理解后福特制劳动的规则，就必须多多地求教于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确实，这两位作者早就失去了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兴趣；不过，既然他们在语言经验上有过如此深刻的思考，那么，他们在有关“绕嘴多舌的工厂”方面会比专业的经济学家给予我们更多的教诲。
已经说过，个人的有一部分劳动时间注定要用来充实和增强生产合作本身，生产合作好像一面马赛克，个人充当其中的一颗嵌镶块。说得更清楚一点：一个员工的任务就是把个人的劳动与他人提供的服务之间的联系做得更好、更多样化。正是劳动活动的这种反射特性（reflective）强调了劳动中语言一互相联系方面显得日趋重要；它也强调了机会主义和闲聊成为非常重要的工具。黑格尔说过的“精明的劳动”，表达的意思就是促进自然因果关系的能力，目的是针对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利用其本身的力量。因此，在后福特制领域，黑格尔的“精明”已被海德格尔的“闲聊”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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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
1 汉译注：已不在世上的委婉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