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制度在西方的蜕变有时用一种显然是自相矛盾的说法来表示：资本的社会主义（socialismof capital)。人们用这个称呼来指国家在经济周期承担决定性的角色、终止放任不管的自由主义、由公共产业做计划指导的中央集权管理、全面就业的政策、福利制度的兴起。资本主义对十月革命和1929年危机的反应是庞大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或者说得更好些：国有化）。用我刚才引用过的马克思的话说，存在着“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资本论》第三卷：570)。
社会制度在西方的蜕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可以用更切题的方式综合为这样一个说法：资本的共产主义(communismof capital)。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开创精神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主动协调那些物质和文化条件，这正好为潜在的共产主义提供一个平静的现实主义版本做了保证。想象一下构成这一前景的支撑点的一些客观因素：革除不能容忍的丑闻、坚持雇佣劳动、废止国家像个高压政治的产业、废止国家作为政治决策的“垄断者”；体现个体生命独特性的一切措施。然而，在过去20年的进程中，对这些相同客观因素的一个潜移默化、糟糕透顶的诠释已显露眼前。首先，随着“体制内”的那些人劳动时间的增加，“体制外”的那些人异化的增加，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缩减。甚至在临时工的排挤下，从业工人整体都显得像是“人口过剩”或像“产业后备军”。第二，激进的危机，或者事实上的废除种族隔离，国家像一个个微型复制品般出现，像个中国匣。第三，能够有效操作的“一般等价物”下跌后，我们目睹了对差异的迷信崇拜—只可惜这些差异，在声称占有大量颇为神秘的依据的同时，产生出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区别对待的阶层。
第四天：诸众和后福特时代资本主义的十个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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