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精彩的是在《帝国》中含蓄地提出诸众全球化的问题，而不是假设诸众是“帝国赖以存在的生产力，呼吁摧毁帝国并使这种摧毁成为必然”。这场战争纯粹是虚构的，因此是资本的摧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对抗很快具有比喻的维度，两种信念之间的战争。由于诸众就像它所生产的工件那样是非物质的，它的外表，哈特和内格里写道：“简单朴素，并且还天真狂野。”它是预言性的、具有创造力的，是能被转化成“绝对的民主权力”的一种“绝对的正向力”。甚至它的摧毁意志最终也会成为“爱和社区”。另一边，邪恶的帝国，共同的敌人，仅仅是一个“空壳”，一个长着泥足的庞然大物，恶毒的、施虐的、操控的，一个永远忙于“运作着绝对暴力”的掠夺者（信念必然是绝对的)。帝国的控制不过是一种“抽象、空洞的统一”，不过是靠诸众的活力为生的一种“寄生机构”，构成其“消极的残渣和回退”的运作。“寄生虫会耗竭其宿主的活力，然而，也会危及到它自身的生存。”哈特和内格里推断：“帝国权力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与其衰落相联系。””那又为什么要呼吁权力对象的反向权力呢?
序言：我们，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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