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考虑第三个，也是最后关键性的评论，也许是最激进的。它涉及同样的恐惧/寻求安全之间的耦合。关于这个耦合的错误观点是：我们首先体验到恐惧的感觉，只有那时，我们才使自己有了寻求庇护源的愿望。但这些刺激反应，或者说因果模式实在是用错了地方。而我们应当相信，最初的体验会是设法获得一些避难的方法。首先，我们要保护自己；那么，当我们决心保护自己时，我们便专注于识别我们可能不得不关注的危险。阿诺德·盖伦（ArnoldGehlen）过去常说，生存，对于人类动物来说是个繁重的任务，为了面对这个任务，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减轻一个定向障碍，因我们没有拥有一个稳固的“环境”这个事实所造成的定向障碍[盖伦，《人的本性》(Man:His Nature)]。在人的生存环境里，这种为应付生活的探索是最基本的。即使我们正在寻找一种使我们能够保护自己的取向，我们也会感知到，常常是回顾到，各种形式的危险。
对此还有许多可以说。危险不但从我们最初寻找避难所开始就为它自身做了界定，而且，危险还在极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具体形式的避难所，这才是真正的关键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危险包含着恐怖的救星策略（人们只要想一想在有些种族“飞地”里的狂热崇拜)。危险和避难所之间的辩证已解决了，最后，是可供选择的保护形式之间的辩证。与避难出自恐惧（sources of refuge to be feared）相对照，我们发现第二种庇护源（second rank sources of refuge)能够作为前一种庇护源的毒性的解毒剂。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不难看出邪恶恰恰把自己表达成对这个世界固有风险的令人惊骇的反应，表达成一种对保护的充满危险的求索：我们只需想一下将自己托付给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倾向(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戏剧中的人都可以，这没关系)，或者想一下某人为了达到职业生涯的顶点而做的狂热挤拼，或者恐外仇外。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真正的充满苦恼只是面对苦恼的某种方式。让我重复一遍：这里关键的是在消除苦恼的不同策略之间的选择，是极为不同的避难形式之间的对立。出于这个原因，让我顺便说一下，忽视安全这个主题是愚蠢的，而更愚蠢的是没有做进一步的定性就炫耀起这个主题（没有认识到在这样一个主题中真正的危险，或其特定的类型)。
第一天：恐惧和避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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