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行动、智力：这种传统的类型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后来又由汉娜·阿伦特热情地做了回顾[阿伦特，《人的境况》(TheHumanCondition)]，这个三分法似乎很清晰、很真实，几乎无可挑剔。它已在常识领域扎下了坚实的根基：那么，它不但是哲学的任务，还是广泛共享的思维模式，这不成问题。60年代，当我开始卷入政治时，我也认为这个分类是毋庸置疑的，对我来说就好像直接触摸或直接看到那样毫无疑问。没有必要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NicomacheanEthics）去了解劳动、政治行为和智力映像构成的三个领域是由相互间根本异质的原则和标准所支持着的。显然，这种异质不排除互相交叉：政治映像可被用来表现政治；反过来，政治行动也常常乐意得到生产领域相关主题的滋养；等等。但是，与交叉这种现象一样多的是劳动、智力和政治仍保持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结构性上的原因。
劳动是与自然界的有机交换：新物品的生产，一个重复的和可预知的过程。纯粹的智力具有隐士般的、不显眼的特征：思想家的冥思逃避旁人的注意；理论思考减弱世界的表象。政治行动不同于劳动，政治行动介于社会关系之间而不是介于自然物质之间；它与可能性和不可预见性相关；带着隐秘不明的动机，政治不会阻碍它在其中运作的环境，而是修改这种环境。它也不同于智力，政治行动是公开的，被交给外在性和偶然性，交给“许多”的嘈杂声；用汉娜的话说，它涉及“有他人在场”（《人的境况》第5章，“行动”)。政治行动的概念可以从它与其他两类有关的对立中推导出来。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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