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有可能将智力（普遍智能）和（雇佣）劳动分离吗？而今天它们是合并一块的；有可能将智力和政治行动合并吗？而今天它们是分离的。有可能将智力劳动这个“古老的联盟”转向智力/政治行动这个“新颖的联盟”吗？
将政治从目前的瘫痪状态解救出来与将智力的公共性在雇佣劳动领域以外发展起来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与之相反。这显示了两个有区别的剖面，然而，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极强的互补联系。一方面，普遍智能断言，只要将自己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之间的榫接拆开，自己就是自主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覆只有随着非国家运行的公共领域（non-state run public sphere）的建立、随着依靠普遍智能的政治共同体的建立方能体现。假如把后福特制经验的显著特质（卑屈的精湛才艺、对语言能力的肆意利用、与“他人在场”经久不衰的关系等）视作斗争的同态复仇形式，那就是一种全新的民主形式。
非国家运行的公共领域是符合诸众存在方式的公共领域。它得益于语言/思维的“公共性”，得益于艺术家曲谱名下智力外在的、明显的、共享的“公共性”。这就像我们在研讨会第一天谈到过的“公共性”，相对于那种由国家主权设立的，或者引用霍布斯的话说：“统一的政治体统治下的”公共性是完全异质的。今天这种“公共性”作为杰出的生产性资源彰显出来，可以成为宪政原则，实际上的公共领域。
第二天：劳动，行动，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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