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比逃离、退出的行动更为消极的了。背叛是对发生着斗争的特定环境做更改，而不是把这些环境看作一成不变的；是对已经出现麻烦的环境做更改，而不是面对麻烦在别人提供的替代方案中选择这个或选择那个方案来应付。总之，退出里包含了毫无拘束地修改游戏规则的创新才能，置对手于完全失衡的境地。回顾我们第一天研讨会在这个主题上展开的研讨，只要想一想美国的工人19世纪中期抛弃工厂的管理体制，大批离去，冒险进入“边远地区”，在廉价的土地上开拓殖民地，他们抓住了机会改变自己的初始境况。类似的事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意大利也发生过，新生代的劳动力挑战了所有人的预期，选择临时工和非全日制工作，而不要在大公司全职就业。尽管这种情况只持续了短暂一段时间，但职业的机动性却起到了政治资源的作用，使产业纪律黯然失色，允许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退出，或者说背叛，是不顾一切地呼喊“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极性反面：与不顾一切的呼喊相反，退出取决于一种潜在的财富，在于对繁荣的发展潜力，总之，采取“第三条路”（tertiumdatur）的原则。但对于当代诸众，什么实质上的繁荣使得他们以选择反抗的代价来选择逃离呢？是什么决定生死存亡？显然不是空间性的“边远地区”，而是知识的充裕、交往、精湛才艺的一致行动和由普遍智能的公共性预设的一切。背叛可以让他们生动地、自主地、积极地表达这种充裕；并且以这种方法阻止这种充裕的知识“转移”到国家行政权力中去，阻止它的结构作为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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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众的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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