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有能力引导信息流和用户的实践“流向这个或那个地区或活动”(福柯，2007:141)。
然而，将算法视为福柯意义上的政府技术，并不是要将算法的分析限制在物质领域。正如Lemke所写，“对政府的分析运用的技术概念不仅包括物质，还包括符号装置”(2012:30)。话语和叙事“没有被简化为纯粹的符号学命题;相反，它们被“视为表演性实践”，是塑造行为行为的机制和技术的一部分。在整本书中，算法作为政府技术运作的不同方式将被明确和隐含地处理。在第4章中，Facebook的新闻推送算法被明确地框架为一种架构形式，以“正确的配置”安排事物(用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第5章强调了关于算法的叙述和信仰构成双重表达的方式，通过反馈循环塑造个人和算法的行为。与此同时，第6章考虑了算法如何在数字时代用于管理新闻，研究算法如何不仅制定对新闻的特别理解，而且还通过算法现在占据新闻专业人员思想的方式，使他们以某些方式行动和反应。
以算法为目标
最后需要说的是，首先选择将算法作为目标。虽然我在整本书中都保持了一个广义的算法概念，作为一种谈论计算机规则和日常生活指令交织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使用算法作为目标并非没有问题。正如伊恩·波哥大(IanBogost)所指出的那样，把算法单独挑出来作为描述当代文化的目标，是有一定危险的。虽然我同意波哥大(2015)的观点，即算法不是简单、单一的系统，而是多部分和复杂的，涉及“各种各样的人、过程、材料和机器”，但它并不怀疑算法是研究对象和感兴趣的现象，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们的纠缠性和复杂性，我们显然需要理清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和行为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想做的是更好地探索和理解，在当代媒体景观的社会结构中，算法交织在一起意味着什么。针对算法，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程序化机制所具有的修辞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算法在我们这个痴迷于技术的时代扮演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角色”(这是对更多东西的“草率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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