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入电子网络和数字自动化等问题所主导的“轻时”语境中，杰里米・里夫金提出了以下假设：
到 2050年，在传统工业领域或许仅需低至 5%的成年人便可参与管理和运营<sup>①</sup>。
为什么里夫金及其他思考工作问题的学者未能分析他们所谓的“工作的终结”与利润率趋势性下降之间的关联？为何在 1968 年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80年代（即“保守革命”之后）——人们频繁宣称马克思在提出这一论点时犯了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随着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的作用在全球生产经济中因生产力提升而减弱，资本主义——或所谓的市场经济——将迅速抵达其极限。如今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关注工作问题的人士一致认为，生产力提升必然会导致“工作的终结”，但他们似乎也认同“保守革命”之后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普遍观点，即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已经克服了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
没有什么比这更错误的了，而马克思实际上远非错误。简而言之，近期的危机正是这种系统性趋势的结果。然而，马克思无法预见一种新能量的剥削与功能化所扮演的角色——这种能量既不是无产阶级化生产者的能量（作为纯粹劳动力的劳动），也不是新工业装置的动力能源（如服务于钢铁工业和文化产业的石油与电力），而是无产阶级化消费者的能量——即消费者的力比多能量。对这种能量的剥削改变了力比多经济，并随之改变了整个经济，直至前者像后者一样被摧毁，且正是由后者摧毁了前者。
换言之，马克思未能预见消费问题在 20 世纪出现的方式，以及这种出现如何改变了他试图在《资本论》中描绘的图景。当然，马克思确实探讨过消费问题，而且频繁论及。例如，可参看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以下段落：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sup>①</sup>
<sup>①</sup> Jeremy Rifkin, The Age of Access: The New Culture of Hypercapitalism Where All of Life Is a Paid-for Experience(New York: Putnam, 2000),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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