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或许令人惊讶，但在此有必要回到哲学的本源，回到哲学与诡辩术的斗争之后，进而提出：第一位思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在思考无产阶级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这么做，但恰恰因此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无产阶级的可能性——正是柏拉图。
柏拉图与无产阶级
雅克・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sup>①</sup>中，基于对《斐德若篇》的解读展开了其形而上学解构计划的重要部分：他揭示了这篇对话如何将哲学的“回忆”（anamnesis，即对存在之真理的记忆）与诡辩的“助忆术”（hypomnesis，即记忆术，尤其指作为幻觉制造者和心智操纵技术的书写）相对立；并根据他在《论文字学》中称为“作为痕迹的增补之逻辑”指出，根本无法将“内在”（回忆）与“外在”（助忆术）对立起来——无法将“活的记忆”与助忆术的“死的记忆”对立起来，而福柯晚期对这种“死的记忆”深感兴趣，正是它将“活的记忆”构成为“学问化的记忆”（savante）。这种不可能性开启了“药理学问题”：根据这一问题，助忆术是一种 pharmakon（药学物）——它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如今，苏格拉底在《斐德若篇》中所描述的“记忆的外化是记忆与知识的丧失”，已成为我们生存各个层面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越来越频繁地，在我们的无力感（impuissance）——若还算不上无能（impotence）甚至过时感中显现出来——恰恰就在数字网络非凡的记忆能力使我们意识到人类记忆之浩瀚的时刻，这种记忆似乎已变得无限可恢复和可获取。
工业助忆装置的普及使我们的记忆转入到机器之中，例如，我们不再知道亲近之人的电话号码——而拼写检查工具的普及则引发了人们对正字法意识终结的担忧，对与之相伴的文学性助忆语言知识终结的担忧，以及随之对语言的回忆性知识终结的担忧。
<sup>①</sup>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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