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工业时代，若我们从这种普遍器官学（旨在建立一种政治器官学、经济器官学与审美器官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斐德若篇》中关于助忆客体的问题，便会发现：柏拉图提出的 “助忆” 问题实则构成了“无产阶级化”思考的最初版本——因为事实上，无产阶级正是那些因失去记忆而失去知识的经济行动者：他们的记忆已融入复制手势的机器，而这些手势无需无产阶级再去掌握——他们只需为这台复制机器服务，由此再度沦为农奴。
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重新开启关于“助忆”的追问——它不仅是“无产阶级化”的问题，更涉及一个文码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消费者从此被服务业及其装置剥夺了记忆与知识。我们将看到，这如何在跨个体化过程中造成短路。在今天考察技术记忆问题，意味着探究由助忆技术扩散所引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阶段。
柏拉图的真理或将在马克思那里被寻得，但唯有在得出两个补充结论的条件下才成立：
·马克思本人未能思考技术与人类生存的助忆特性，这解释了他为何无法将人类生命视为“生存”（ex-istence），并因此像柏拉图一样，继续将“死”与“生”对立了起来的原因。
·哲学围绕记忆及其技术化问题与诡辩术展开的初始斗争，从一开始便构成了哲学所承载的政治斗争的核心。因此，对柏拉图著作中“助忆”（hypomnesis）之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及德里达所提议的对柏拉图助忆论述的解构，必须成为哲学更新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的基础——在这一批判中，技术成为核心议题，并提出了器官学、药理学与治疗学的三重问题：由此产生的是社会治疗术的问题<sup>②</sup>（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即属此列），而文码化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动态程序。
<sup>①</sup> 文码化是居伊・德波所谓“物化意识形态”的可能性条件（参见《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Spectacle），第 212–213 页）。但德波并未思考文码化本身，亦未思考其药理学特征，而这构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阻滞。
<sup>②</sup> Méci'éance et discrédit 3. L 'esprit perdu du capitalisme (Paris: Galilé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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