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生产者的剩余价值,导致了他们力比多能量的破坏,并使其分解为零散的欲望
——这正是赫伯特·马尔库塞所称的“去升华”(desublimation)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展开对力比多经济的批判: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必要,还必须同时构成对力比多经济的药理学批判。
弗洛伊德理论唯有在直面以下问题时,才能推动这些议题的进展:作为拜物教的药学物问题,以及通过分析助忆机制(hypomnesic)<sup>①</sup>在欲望与升华历史中的作用而显现的、改造了拜物教的文码化问题——在此过程中,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成为一种原始助忆器(proto-hypomnematon)与原始拜物教载体(proto-fetish)<sup>②</sup>,而当代的助忆客体则是将各类网络联结为一体的助忆工具(hypomnemata)。
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标志着力比多经济的一个时代,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项关键任务在于构建这一经济的发生学——它同时也是一种药理学,其起源与器官学生成及文码化密不可分。如今,这种药理学提出了跨个体化的问题,因为它既能产生个体化的长链,也能导致短路(即去个体化)。
因此,柏拉图所谓的回忆(anamnesis)奠基于一种辩证法,而这是一种对话性的交流——在对话交流(interlocution)中,即在我所理解的巴赫金意义上的“对话主义”(dialogism)<sup>③</sup>中,跨个体化长链才得以形成;然而,智者对这种文字药学物(literal pharmakon)的有害使用,却往往导致这些长链发生短路。
更普遍地说,若感知与神经系统(作为情感的载体)的文码化可能导致消费者的无产阶级化——即摧毁他们的生活智慧及其所能带来的诸种意趣,这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力比多经济在跨个体化进程中构成了欲望回路:力比多能量通过这一进程得以形成与积累,但文码化在这一进程中亦可能呈现两种走向:
<sup>①</sup> 助忆术(Hypomnemata)即记忆技术,亦可称为助忆药学物(hypomnesic pharmaka)。米歇尔・福柯指出,它们在“闲暇”(otium)的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更广泛地说,在他称为“自我技术”(techniques of the self)的升华过程中亦是如此。关于这些问题,可参见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I. Ladecadence des démocraties industrielles (Paris: Galilée, 2004), p.107,即将由 Polity 出版英文版,以及斯蒂格勒与工业之艺(Ars Industrialis)合著的 Réenchanter le monde: La valeur esprit contre le populismeindustriel(Paris: Flammarion, 2006),p.31,即将由 Continuum 出版英文版。
<sup>②</sup> Paul-Laurent Assoun, Le Fétichisme (Paris: PUF, 2006).
<sup>③</sup>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西蒙东的语言个体化构想相近:任何心理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若不同时构成社会语言学层面的个体化,便无法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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