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 26 页

正是在这种网状环境中，佩卡·希马宁（Pekka Himanen）所称的“黑客伦理”^① 得以浮现，并可能为新的斗争开辟场域：一场将黑客阶层与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所称的“向量主义者”^②相对立的抽象斗争。希马宁（从新韦伯主义视角）与沃克（从后马克思主义和情境主义视角）均表明：使神经系统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的数字药学物，同时也为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进程创造了条件——借此，一种通向空前政治经济前景（即贡献式经济）的跨个体化新进程获得了可能性。

如果说，在网状资本主义时代，认知技术与数字化文化技术形成于特定的文码化进程，而该进程所催生的药学物通过对跨个体化的短路导致了解离，那么，关联社会技术环境的形成，正是对这种文码化“毒化”趋势的替代方案。然而，这一替代方案的前提是对主导工业模式的真正革命——它或许未必能达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程度，但必然是一场资本主义自身的革命。

关联与解离的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学中所谓“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形成问题。当扬·穆利耶-布唐（Yann Moulier-Boutang）采用“授粉”^③（pollination）这一隐喻时，他所描述的现象与数字网状化的形成相关联，构成了文码化进程中的一种突变，并催生了一种积极的药理学外部性（pharmacological externality）：即一个关联社会技术环境（associated sociotechnical milieu），其中展开的斗争旨在对抗解离性环境（即无产阶级化环境）扩散所带来的后果——后者恰恰相反，会催生负外部性与药学物毒性^④的蔓延，亦即一种广义的环境破坏，其影响不仅涉及自然与地球物理环境，同样也包括心理与社会环境。

这种关联社会技术环境使针对“向量主义者”所引发的环境破坏的斗争得以展开，并开辟了一个工业与商业关系的新场域——它消除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对立，而这恰恰打破了市场对商业的破坏：它构成了一种新商业，即一种新的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制度，生产出长程跨个体化回路——贡献者正是为这种长程回路的创造贡献力量的人。

^① Himanen, The Hacker Ethic.

^② Wark, A Hucker Manifesto.

^③ Moulier-Boutang, Le Capitalisme cognitif, pp. 199ff

^④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Faure, Giffard and Stiegler, Pour en finir avec la mégro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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