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认知行为的时间即闲暇（otium）的时间——它绝非空闲时间，而是指休闲时间，即自由与“自我关怀”（care of the self）的时间。从一种嵌入“普遍经济”（按乔治·巴塔耶对该术语的阐释）的经济学视角来看，闲暇是一个与记忆术装置（hypomnemata）特定发展相关联的时代——即福柯所揭示的，支撑自我技术的文码化时代；而对于一种嵌入力比多经济（并为后者所包含）的政治经济学而言，闲暇构成了一种外部性，它打开了人类交往的空间，因为它是一个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过程，在其中形成了跨个体化的长链回路。另一方面，非闲暇（neg-otium）则构成了一种可通过“账目”（其可能性本身源于记忆术装置）被内部化的经济——对商人而言，这种经济中的一切皆可计算，在市场上可交易，而所有“度量”（lamesure，即尺度、节制或节奏；希腊语中为 metron，亦指“界限”与“节奏”）的意义都被简化为这种计算。
科尔萨尼与拉扎拉托所描述的“就业时间”（即被雇主内部化的劳动时间）与“工作时间”（作为自我技术的时间）的结合，实则构成了事务性工作（negotium，即“非闲暇”）与闲暇（otium）的经济——只要它们能被理解为西蒙东（Simondon）所谓转导关系的术语，根据这一关系，这些术语通过其个体化张力而被建构。
我们观察间歇性工作者利用时间的方式，迫使我们摒弃就业与失业、活跃与不活跃的二元逻辑，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工作”这一范畴本身。如果活动不仅发生在所谓的失业期，亦或贯穿于所谓的一生之中——在所谓的闲暇时间、参加培训与教育的时间，乃至最终成为休息的时间里——那么“工作”概念所掩盖的是什么？因为在这一概念下，实则存在着多种活动与异质的时间性。 ①
这些分析表明，仅以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术语来提出工作问题是不够的当时长期失业的现实迫使人们反思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结构性后果。超越这些框架，问题的核心在于工业模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也将催生对工作的全新理解：这种“工作”绝不能与“就业”混为一谈。随着消费主义模式的瓦解，它需要发明一种新的社会时间性，正如拉扎拉托所揭示的，这种变革还将重新定义罗伯特·卡斯泰尔（Robert Castel）所称的“社会财产”问题<sup>①</sup>。
<sup>①</sup> Corsaiii and Lazzarato, Intermittents et précaires,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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