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产业并未促成参照的个体化，反而以市场营销的行为规范取而代之，而后者正不断瓦解社会团结：
·首先，在当代领土空间中：弗拉芒人撤回了对比利时瓦隆人的团结，导致其政治空间遭到破坏；
·其次，在当代的代际时间维度中：对某一世代注意力的“捕获”（captatio）将其与其他世代隔绝，在代际跨个体化进程中造成短路——例如，原始认同未能在青少年心理装置中形成，或成年消费者尽管无力承担子女教育费用，却仍想方设法购买昂贵汽车。
正是这种去团结化进程，构成了当下市场价值衰退的深层原因——当资本主义沦为欲望驱动（pulsionnel）且投机成性的体系，其不可避免的崩塌已致使市场资本化走向崩溃。这一进程最具破坏性的影响之一，便是青年的贫困化：在本可遏制代际冲突的跨个体化进程中，代际象征性纽带已被“短路”，恰在此时，它释放了代际经济对抗的威胁。
这一切导致了普遍的不负责任，以至于分离的环境的扩散必然与负外部性的扩散相关联。作为将心理个体与其集体个体化关系割裂的因素——相应地，也作为摧毁所有形式投资的因素（金融投机与欲望驱动的执念取代了这些投资）——分离的环境在社会的每个领域催生了有毒行为，而这些领域被结构性短期主义所主导，正是因为内驱力和投机本质上都是短期的。
责任消解、去升华与极端祛魅所引发的短期化倾向，是利润率趋降最直接的后果——加之力比多能量的趋降，以及勒内·帕塞（René Passet）所称的“极限过渡”（即系统运行过程导致其自身运行条件被破坏的过程）的扩散，这种倾向必
<sup>①</sup> 关于这些概念，参见 La Télécratie contre la démocratie （就这一概念而言，暂时将其译为“参照的个体化”，斯蒂格勒用此概念指代技术系统通过外部符号网络持续参照并重构个体身份的过程，强调数字时代个体化与社会技术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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