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联合环境中重新构建的贡献的力比多经济与政治经济，趋向于重新开启这一维度——即“连贯性”的维度，以及我所称的“人民的闲暇”（otium ofthe people）<sup>①</sup>的维度。唯有闲暇能够重建信用，即一种经济：除非被投射到投资之中，否则便不存在经济。这为当代持存系统重新开启了前摄性（protention）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在力比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始终都是一种前摄性经济。
前摄经济、永久革命与贡献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系统，尤其是资本主义系统，始终构成着前摄生产系统。随着一种极为特殊的文码化案例——货币——的出现，这种前摄生产系统显然实现了更高的效率：在拉丁语中，“货币”（money）一词令人联想到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Mnémosunè）<sup>②</sup>。尽管如此，前摄性问题无法被简化为信用货币问题：它植根于一个持存集合，而这一集合既由机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心灵所构成，也由货币所构成——货币如同所有持存形式一样，将时间转化为空间，但其转化方式显然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若资本主义是一个在执行效能上极为显著的前摄生产系统——因此，当人们称股市在某某危机中蒸发了数千亿美元时，这意味着信用体系失去了一种主动前摄力，即前摄（预期）作用的力量<sup>③</sup>——那么贡献式经济便是文码化持存与投资前摄之间一种新的经济架构（力比多与政治层面的）。
资本主义创造前摄的系统是一种信用体系，它通过将信仰转化为可计算之物、并由此催生比信仰更“优”的东西（至少在事务性思维眼中如此：即信任[confiance]），从而引发了信念系统的变革。广义上的信用——无论其形式是银行金融、宗教、科学、文学、艺术、政治抑或社会层面的——本质上都是前摄的组织化形态。信用是前摄的具体社会表达：这些前摄通过自我实现、通过 “践行”（借用奥斯汀的述行理论来阐释信用效能问题——正是这种效能推动了物质、社会关系、行为模式（即意志）的转变）而得以落实，并由此催生了一场非凡的“永久革命”——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正由这种革命所构成<sup>①</sup>。
<sup>①</sup> 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1.
<sup>②</sup> 倘若货币是文码化与第三持存的一种形式，那么一个核心问题便在于衡量其持存物质性变化所引发的后果。例如，当吕底亚人最初引入的金属硬币最终被约翰·劳（John Law）的纸币取代，而纸币又继而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指券（assignats）所取代时。这正是让-米歇尔·雷（Jean-Michel Rey）在《信用时代》（Le Temps du credit,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2002）中探讨的重要议题之一。
<sup>③</sup>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ambridge: Polit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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