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趋向下降这一论点，一个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位于生产装置核心的技术创新使该体系能够不断激发自身的差异化，因此不变资本会为创新型企业家带来竞争优势。
然而，创新的问题不仅关乎企业家将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转化为商业实践的构想与生产过程：创新首先且本质上是创新的社会化——即社会的变革。在 20世纪，这种变革是通过消费的组织化实现的，即通过建立使社会适应（adaptation）技术工业变革的装置来推动，而非社会对创新的主动接纳（adoption）。
如果技术工业变革是由社会自身共同创造的，那么这将是一个“主动接纳”的问题。但相反，消费的组织化预设了这样一种前提：社会体系的演变在结构上必须服从于经济体系的演变——这一服从得以实现的条件是，赋予后者对技术发展（即技术体系）的完全控制权。这种服从通过以下方式达成：捕获并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将其力比多能量转移到创新客体之上，并通过市场营销控制他们的行为。
如今，这种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终将导致其毁灭：它将欲望的对象——该对象本只能通过走向无限化（即超越所有计算）才能被构成——置于计算的支配之下。
这种对欲望的毁灭会导致一种基于冲动的“挫折”，与 20 世纪消费主义社会中被熊彼特称为“经济进化”的创新社会吸收机制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进而催生了一个趋势于制造慢性结构性过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人与物的正常关系沦为可处置性<sup>①</sup>。如果金融化构成了该体系的一个面向，那么企业（作为不变资本）和工人（作为可变资本）在结构上就会与其他任何消费客体一样成为可处置的对象。
因此，消费既成为一种权宜之计，也成为一种宣泄途径——即一种药剂：它通过将挫折感在极短期内转移到这种“持续创新”所制造的最新消费客体上，从而加剧了挫折感。于是，新颖性被系统性地赋予价值，而耐久性则被牺牲。这种疏离的组织化—— 即不忠或背信<sup>①</sup>（亦被称为灵活性）<sup>②</sup>——促成了力比多经济的分解、基于冲动的行为的扩散，以及社会体系的瓦解。
<sup>①</sup> 阿尔·戈尔（Al Gore）在《对理性的攻击》（The Assoit on Reason, New York: Penguin, 2007）第 94 页中引用了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的商业伙伴保罗·马祖尔（Paul Mazur）的话，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点。马祖尔宣称：“我们必须把美国从‘需求型文化’转向‘欲望型文化’。[……] 必须训练人们去渴望、去追求新事物，甚至在旧事物尚未完全消费完毕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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