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态性必须由马克斯·韦伯所称的“精神”加以统合：它预设了一种对力比多经济的投入——这种投入以某种方式赋予其象征校准，并使其在一个形成多形态社会交往的交换体系中获得建构。
这些便是贯穿《新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与伊夫·夏佩洛（Eve Chiapello）在书中既援引马克斯・韦伯，也援引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观点，旨在表明：
（施加于资本主义体系内所有参与者的）系统性约束本身并不足以唤起他们的参与。强制约束必须被内化并合理化。 ①
换句话说，它预设了一个力比多经济储备着可交换的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赋予该系统对自身的“超前”以连贯性，并将其作为动力，贯穿于该系统所引发的各种动机形式之中。
在力比多经济中，这种“超前”——该经济的前摄性结构<sup>②</sup>——由欲望所构成，而这种欲望在结构上是无限的，即不可计算的，因为它倾向于将其对象“无限化”：力比多经济正是这种无限化的经济，并因此构成一个本质上的长期关怀系统。
相反，这种基于欲望——即基于符号资本——的超前的破坏（其对象的“有限化”及作为其内在可处置性的组织所引发的破坏，包括劳动者与企业在内），摧毁了一切形式的动机本身。
因此，它成为一种基于驱力的超前。但鉴于驱力在本质上具有短期主义特征，这将导致投资消退——即作为收益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亦导致作为系统活力与持续性之巩固（即对系统有益的因素 [ce qui fait du bien au système]）的盈利能力遭到破坏。
<sup>①</sup>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andLondon:Verso, 2005), p. 10. 我在《怀疑与失信 3：资本主义失落的精神》（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3. Lespritperdu du capitalism, Paris: Galilee, 2006）中试图表明，为何博尔坦斯基与夏佩洛未能将欲望把握为这样一种经济，以及为何他们同时未能描述消费主义的力比多经济及其导致的困境。具体而言，他们未能分析生产装置、力比多能量装置的消解效应，更普遍地说，未能分析与社会及符号装置相联结的精神装置的消解效应，因此他们对情感关系灵活性的描述缺乏（理论）后果性。
<sup>②</sup> 正是因为力比多经济具有前摄性，并且资本是一种前摄性预期生产的组织，所以资本主义才成为一个力比多经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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