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义资本与「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失序的数学化
十九世纪欧洲工业化所特有的生产主义体系（及其引发的数次危机）中萦绕不去的趋向下降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北美被一种反趋势所消解——这种反趋势通过消费主义对力比多经济的组织得以实现：通过建立一个由资本从消费端引导的前摄性预期系统，该系统与在此意义上被投资并“前摄化”的自由资本形成功能性的直接关联。消费主义社会的建立，正是美国经济对这一系统性趋势的主要回应——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无法仅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来阐释。
正是在这一新兴语境中——当生产主义工业模式转向消费主义时——熊彼特于 1913 年写下了其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化理论。福特主义则构成了熊彼特所称的“企业家”这一理想类型的完美范例（韦伯本人曾通过宾夕法尼亚企业家的形象为此理想类型提供了首个版本）<sup>①</sup>。但基于泰勒主义的福特式企业创新，预设了大规模消费的组织——即对力比多能量的利用和剥削，以服务于持续的行为控制。正因如此，这种资本主义形态需要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
这种消费主义反趋势——其诞生本是为了对抗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并通过一种马克思未曾意识到的系统功能（即市场营销）得以实施，该功能不仅导致了虚拟资本的重组，还使生产控制方式从企业家控制转向股东管理——而这种反趋势在 20 世纪末又转而走向疲软，且恰在购买力普遍衰退之际，引发了大规模贫困化进程，重现了 19世纪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
在摧毁了其赖以建立的力比多经济之后，消费主义反趋势继而系统性地加剧了金融药理学的毒性——即虚拟资本那种基于驱力且具短期主义特征的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各阶层人口的贫困化，还破坏了生产装置；后者正通过杠杆收购及其他专门针对企业的投机手段遭到掠夺。
对趋向性下降的对抗，进而引发了力比多能量的趋势性衰退，这又强化了资本的投机倾向（即其投资消退趋势），从而削弱了利润本身。因此，资本的巨额积累往往会蜕变为猴子货币（monnaie de singe）——而养老金基金体系也暴露了其本质：它是所谓“虚拟资本”系统的一极，该系统将其失序的药理学倾向数学化；其另一极则由蓄意制造的责任稀释骗局（leurres）构成，这些骗局有著“次贷”“证券化”“伯纳德·麦道夫”等种种名号。
<sup>①</sup>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London: Unwin, 1930),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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