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批判 · 第 49 页

（或称“动机”），即生成生存动机（或称“意义”），并预设了西蒙东所称的跨个体（transindividual）——后者建立在跨个体过程（transindividuation）之上，在前摄被精心编织为长回路形成的过程中得以展开^①。

换句话说，构成心理社会时间性的前摄预设了这样一种情况：无限责任的承担将作为一种信用形式来“支撑”这种时间性——在这种信用中，信用无法被简化为被理解为计算的信任 [confiance]^②，而是预设了一种投向可无限化对象的欲望。

正如韦伯所言，在资本主义起源之际，改革后的一神论上帝承担了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但当资本主义演变为一个祛魅、虚无主义与上帝之死的过程时，何种力量能承接这种无限责任的象征功能？这种与无限的关系又将以何种形式存在？——投机活动往往倾向于稀释并清除这种关系（然而，正是系统本身通过这种方式被稀释：损失的共担只会让社会体系与心理体系通过进一步自我摧毁来吸收这种稀释，即通过自我稀释来维持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子系统，而这始终以损害生产子系统为代价）^③。

这个无限对象即欲望的对象。弗洛伊德与尼采让我们思考的——而且他们将其作为倾向的博弈让我们思考的——在这位维也纳分析师所称的精神装置的运作中，心灵本质上由它与无限性的关系所构成。这种无限性即无限欲望的对象，它虽不存在（仅为一种幻想），却依然构成实体而存在。

唯有这种连贯性允许普遍经济（general economy）得以延续，即超越投机的有限性——当投机活动通过计算和衡量预期来运作时，其本质上的失序便暴露无遗，因为它已成为短期主义（即基于驱力的）倾向的化身，而这种有限性正是在此过程中显现。这也是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述的普遍经济的核心议题。

从美国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营销的精神权力，将“美国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新的力比多经济加以实施的那一刻起，它只能通过将无限欲望这一无限性进行有限化处理来使其运作，即通过摧毁力比多能量的生产装置以及所有升华的副产品来实现。因此，这必然导致自身的功能失调。

^① 这正是菲利普·贝罗（Philippe Béraud）与弗兰克·科尔梅莱斯（Franck Cormerais）试图以“社会价值”（valeur sociétale）之名探讨的内容，而科尔梅莱斯还将社会创新问题与之结合。

^② 这一点在《怀疑与失信 1》（Mécréance et discrédit 1）第 95-107 页和第 120-124 页有进一步阐述。

^③ 法国电信员工的自杀潮是一场悲剧性现实，它揭示了创新与生产体系以及精神个体的共同毁灭——而没有这些精神个体，一切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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