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所谈及的社会已不再是族群和部落群体：它们是规模大得多的社会群体（帝国、经过政治与经济组织化及层级化的城市、教会、民族国家等），其社会结构与族群的社会结构相距甚远，且被划分并区分为若干子群体、社会阶级、经济部门等。
在这些等级社会中，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形成一种统一体（帝国的、政治的、宗教的、民族国家的，等等），仿佛这些“族群细胞”相互整合，构成了一个更高层级的整体，形成了新的内环境。此外，此类等级社会彼此之间维持着商业与军事关系，进而催生了一个日益强烈“人类化”（即技术化）的外环境：一个属于交流与“对外贸易”的环境，国际法可能从中形成——这一环境时而呈现为经济场域，时而锐变为战争场域。
失调体现于城市化引发的空间分化之中。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它才成为社会动态中可感知且持续存在的因素。彼时，技术体系倾向于覆盖并吸纳社会体系，首先通过将技艺之道（savoir-foire）刻入机器（即知识的文码化），继而在消费主义时代通过支撑服务行业的设备绕过生活智慧（savoir-vivre）——当代网状社会正通过社会工程将社会关系本身文码化。
在人类社会此前的所有时期，始终存在着使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去关联的过程，而技术环境也始终超越于内环境——古希腊人将此特征化为一种傲慢（hubris）形态。但在过去一万年的定居生活与城市化文明中，这类因技术体系个体化的“骤变”而引发、并扰乱社会体系及整体集体个体化进程的过程，始终属于例外性事件。
自工业革命时期起，失调便成为一种长期现象。而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初变得更为显著——当时，工业界为应对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系统性地组织了一种持续创新的形式，这种创新以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为前提，并依赖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和持续性转变。
从那时起，技术体系不仅不再看似由族群所孕育——这种情况始于族群“细胞”与其他类似“细胞”整合以形成更复杂社会体的时刻——事实上，技术体系似乎在这个复杂社会体内逃向了一个新的内环境。这便是解离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社会体系不再通过偏转和个体化技术趋势以占有它，相反，社会体系自身因社会的技术化而被绕过，甚至被直接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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