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系也通过金融化和对技术体系的控制，与其他社会体系去关联，技术体系因此成为去领土化的载体。技术趋势不再源自内环境，也不再由内环境孕育——因为内环境已不复存在：技术环境落入一个本身高度去领土化和全球化的技术体系的掌控，导致内环境被单纯地稀释，仿佛被寄生——并被毒害。
这因而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极限——因为内环境的稀释同时也是精神装置的解体，以及力比多能量和投资、预判与意志能力的彻底耗竭。根据一般器官学原理，一个剥离了内环境的技术环境，是一个剥离了心理社会个体化过程的技术个体化过程；鉴于它摧毁了自身的能量基础——力比多能量（这种能量是一切前摄活动的必要条件），并且由于技术趋势在技术事实中得以实现（这些事实正是这些趋势的物质表达）<sup>①</sup>，因此这必然是一个趋于熵增的过程。
到达这一阶段后，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及其衍生的消费主义和投机性的反趋势，共同催生了一种最终变得不可持续的宏观下行趋势：这便是我们的处境。为了逆转这一趋势，（资本）必须通过对网状社会特有的关系技术的投入，经由新型内环境（由“细胞”群体构成）的个体化，重构技术环境的个体化进程。
这种基于新关联环境所形成药理学治疗术，即贡献式经济<sup>②</sup>。
趋势的器官学及其转导性配置
三种器官学层面各自具有其特有的趋势与反趋势，但这些趋势与反趋势配置并维系着三个层面之间的转导性关系：
<sup>①</sup> 技术趋势化为技术事实却无相应的精神能量支撑——译者注。
<sup>②</sup> 构建这一经济模式势在必行——首要在于，集中式网络模型（电话总机控制的电信网络、电力中枢主导的能源分配、消费主义框架下的采购中心产销体系）已在众多领域被重构，并因纯粹理性让位于贡献式网络。就能源经济而言：集中式模型已难以为继，能源体系正转型为双向流通网络，正如杰里米·里夫金所预言；随着贡献型能源生产的引入，一种新型基础设施得以诞生——兼具逻辑性与网状化特质，即所谓的智能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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