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在此试图与那些来自 20 世纪思想传统的人们展开对话。但我尤其希望邀请他们的读者——在这些读者中，既有不同于我的年轻哲学家，也有那些并非以哲学为职业，却因将哲学作为其闲暇之业（otium）而研习哲学的人；所有那些并非职业哲学家，却身为哲学爱好者（amateurs）——作为爱智慧者，他们本质上正是真正的哲学家。
在开启这场交流之际，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已放弃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计划，这堪称一场灾难性的转向。因为尽管经济主义确实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然而对当代经济缺乏批判不仅会催生新的灾难，同时也让下一代在悲剧性的意义上毫无准备。至于哲学在经济学领域的这种退位——它是许多人所持态度的特征，本质上是放弃了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思考，且与政治家放弃 “反抗破坏法则之现状” 的理念互为表里——这种退位源于某种对“批判”的特定关系，或更确切地说，源于一种“非关系”，以至于它导致了与当代经济学的脱节——而这种脱节往往被一种对探讨过去经济学的哲学文本的沉迷所掩盖。
现在，这种“非关系”——它已然成为一种遮蔽，甚至堪称彻底的否定——在很大程度上，亦是由那些促使金融家、实业家、技术官僚与政治家将某些状况内化为“既定现实”的相同进程所催生的。然而这些状况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人为建构，它们终将不可避免地抵达自身极限，而届时，我们将有必要依照康德赋予这个词的意义，对这些极限展开批判。这些进程构成了曾被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如今，这种意识形态正开始以其本来面目显现——多亏这些极限以非常残酷的方式暴露出来。然而，面对此类问题，哲学几乎完全保持沉默。
将政治经济学作为在工业社会条件下演变为交换的商业来思考与批判——即作为服从于劳动之变革、生产与消费过程之功能化、社会关系之必然功能化（以至于离开了机械技术便无法想象）的商业——需要以考察经济学与政治学为目标，并在二者不可分割的意义上对其展开讨论<sup>①</sup>。
<sup>①</sup> 这将有悖于一种受对汉娜・阿伦特轻率解读所启发的幻想，该幻想试图将“政治因素”从任何经济因素中彻底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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