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国家一服务提供者的考核方式是非常以人类为中心的，它对于政府行为的社会影响只在“为人类提供了服务”的范围内进行测算。①
不能把计量式的绩效测算当作是一种单纯的简化论做法。这种计量方式转变了政策规定与社会生活的形式本身。公共政策评估形式的多样性被忽略，公民获取公共服务的效率、劳动福利、大众权益的维护等许多方面都不再被纳入测算范围，这些绩效都让位给了总体利益。作为服务提供者的国家不再是一种保障，它的行为模式具有以下特点：①持续激励劳动并提高劳动强度；②关注个人的“经济价值而非公民身份”（即工具化理性方法论中的个体，不具有任何内涵，最大限度地关注其个体利益，但市民是城市的成员，甚至从生物学和人类学角度上说是人类的一员，他具有权利与义务，对公共财产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是变动的)；③要求对“经济人假设”(Homo Oeconomi-cus)的绩效进行评估；④对共和价值观，例如平等与公民资格的认识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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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①当探究在什么程度上“可以利用自然”时，由生物多样性引起的应当如何评估政府行为影响的争论，对于上述观点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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