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计算”产出的方式看起来非常方便并且相对客观，但它的标准却是有待商榷的(到底什么是“杰出”的杂志?)；它导致了一些适应性战略，造成了研究活动的标准化；它还削弱了研究者职业生涯的多样性，将真正的“科学贡献”与公共辩论贫瘠化了。后者只有通过对研究内容的深入探究才能进行评估，即使是这些研究另辟蹊径，或者与传统相违背，甚至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摸索与探索。2007年Albert Fert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向世人呼吁，“我们不能把严苛的目标强加给研究。研究的历程永远不是线性的。应当让基础研究自由地进行，让研究者们追随自己的想法，曲折地摸索前进，最终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得成果并应用于实践。我在开展工作时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提高硬盘的储存能力。刚出发的时候，谁都看不到最终的风景”（世界报，2007年10月24日)。
其他渠道也巩固了基准分析法的推广，尤其是经济领域把它作为本地化概念加以运用的方式。例如，2007年12月31日医院计划的财政法案出台后建立的地方卫生局(ARS)渐渐替代了政府组织，尤其是通过非固定劳动合同招募职员，制定活动和绩效的数据目标。ARS进行服务活动审计，推广基准分析法实践，并意识到不仅要紧跟比较对象的指标，还要遵循由组织机关规定的管理程序，这样做的目的是鉴别出“优良的实践做法”并推广开来(Belorgey，2010)。LOLF法案（金融业组织法)同样是一种由基准分析法构成的机制。在实践中，LOLF最早被合法化的部分是社会管理化，这种认为只要来自经济领域的都是营利性的观念，其合法化的过程从本体论上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率的机制。在这种背景下，管理国家就如同管理中小企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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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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