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破坏作用。
四、研究框架
近二十年来，追求总体绩效作为一种机制在实践中并没有明显的魅力，还不足以让个人、组织、地域、国家必然为之折服。我也认同这种观点。在参考了“绩效”这一词语的语义组成的多样性之后(详见第一章），本书将会表明，当下的绩效追求是以与福特主义的妥协为前提的。为了达成妥协，生产过程中与产品有关的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都要被一一考虑到。
在整个社会经济逐渐转向服务经济（详见第二章）的趋势下，“产出”本身也逐渐变得不确定了。“生产率”作为一种协调、激励和认可的机制，如果机械应用，就会变得棘手起来。因为此时的生产率还涉及服务行为的实施，尤其在服务行为是照料、陪伴、医疗、信息传输甚至是进行知识的积累与沟通的时候。对于“服务”的无知，也就是说，无视服务行为的做法以及服务业本身的难以量化，导致测量手段以工业化模式来给服务业定“规模”。
巩固整体绩效时代的第二个过程是工作关系和认可机制的个性化(详见第三章)。个性化获得合理性是在20世纪90年代（Boltanski& Chiapello，1999)，然而，它的出现却巩固了总体绩效机制，并与总体绩效机制的团队信仰相伴而生。尽管个性化不是整体绩效和团队信仰的核心因素，但是它实实在在地促进了二者的发展。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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