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进一步阐释。对调节学派来说，经济增长体制就是一种积累体制，它以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规律性为特征。通俗来讲，它分析和阐释提高生产力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以及研究生产力提高之后人们对它的运用。因此，它对人口生存条件的变化也有研究。
所以，调节学派把生产力的概念纳入解释框架之内，认为生产力在再分配中实现的收益可以促进全社会的进步。他们的理论论证的中心与商品和服务的无限增长紧密相关。在他们看来，工作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促使生产无限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取决于工作中技术资本的增加，取决于工人对工作任务的自觉完成，以及单位产品上的投资节约。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原先的经济增长和生产力的概念已经过时。作为与科学、技术、统计和政治等领域都相关的概念，无论是对财富的增长，还是对工作效率的评判，都已经引起大家的质疑。然而承认这一点又非常艰难，包括制度经济学学者也是如此认为。直到让·盖德雷第一个在法国指出了制度经济学中隐含的这一巨大危机。制度经济学源于协议经济学，或者更宽泛来说，也出于调节学派。尽管在福特制或者其他工业主义经济学中进行了调整，但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主要雇员基础上的生产力与经济增长概念已经失去了意义，无法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所提出的挑战。一方面是服务业所带来的挑战。现在西方各国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第三产业化了，也就是说物质资料的机械生产会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医疗、陪护、教育和信息等产业。然而，经济增长的概念总是围绕着生产总量的扩大而出现的，我们能像衡量生产总量一样衡量健康、教育、陪护的总量吗？社会和生态带来的挑战急切要求我们制定出最终的经济模型，这关系到大众的福利，也是公共生活的关键。一些指标可以显示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的进步，但不能显示当代社会涌现的挑战和我们社会面临的危机。比如，再大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能解决社会和生态问题。
总体绩效：资本主义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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