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对生产需要，即以官僚方式管理的消费的分析不够充分—这种分析依然摆脱不了自然主义，所以，这种分析几乎不能解读媒体在依靠模特和形象方面可能发挥的操纵和诱导效力。日常生活、市民社会、国家及它们的关系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产阶级在其中的角色和影响力虽然依稀可见，但并不是很清晰。有计划的日常状态（中产阶级的日常状态）是中产阶级的生活现实，通过中产阶级，这种有计划的日常状态转变为“更低”阶层和阶级的“文化”范例。我在那个时期发表的著述中，没有清晰地揭示怎样和为什么如此。当时，对这种操纵和诱导的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还缺少基础：操纵者使用的表达理论包括象征主义、社会和个人想象、“文化”的批判性考察。因此，那时对再生产的分析是不完善的，再生产藏在生产一消费之中，而不是藏在生产一消费之下。
十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民”在法国依然有意义。农民、艺人、工人，总之，所有不属于“统治”和“有产”阶级的人都是所谓的“人民”。他们在工作场所，与在家里、街头、地区和城镇里，都有着许许多多的联系。在随后的15年里，直到1960年，不属于“统治”和“有产”阶级的人们分裂为阶层，而不是分裂为清晰有别的和对立的阶级。1960年，这种法国的“人民”不复存在了，有时为了缓解猜疑，还真的一本正经地纪念“人民”。“人民”是政治和哲学真理的创造者和来源，这个曾经推动法国革命的美丽神话变得模糊了。社会统一分崩离析了。虽然法律、政府和市场的同质化以及国家规定和编撰的身份约束着社会分裂，但是，社会分裂并没有停止。从《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里，还看不清社会分裂的倾向。实际上，1960年左右，社会分裂的倾向已经表现出来，而且成了主导，甚至在逻辑上都呈现出不证自明的状态。我当时特别依赖实证知识，接受知识具有理性效力的假设，不怀疑在知识的旗帜下渗透进来的东西。《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个时期的一些文章反对一种与公认的科学至上主义对立的反知识，科学至上主义与林林总总的社会机构结合了起来，把人们集合到了这些社会机构里，因而也就集合到了再生产关系里。当然，面对这样或那样与权力和财产相联系的知识，这种反知识的影响有限，而且基本上无效。然而，应该做这样的补充，即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也包含了一种反权力的计划。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与反权力的论争联系紧密，并且在那个时期逐步传播开来。但是，这种在反知识上的尝试，与它的暴力形式，如那种提出不需要任何计划的主张、那种不计后果而对立即行动的呼吁，没有关系。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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