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日常生活中的革命理论当时的确得到了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反响。批判性认识打算引起苛刻的批判—在极端情况下，对现存秩序的完全抽象的否定，拒绝把“现实”当成一个影子剧场。必须承认，这种苛刻的批判已经造成了一些完全失败的结果，例如，消除对人权的人文主义、哲学支持。借口人文主义带有资产阶级自由和不可信的思想意识痕迹，轻率地蔑视人文主义，而又没有找到替代品。在展开苛刻批判的过程中，极左的知识分子拿出极好的理由，推翻了所有的价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生活的理由也遭到了摧毁。用一个古老的比喻来概括，苛刻的批判成了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推翻所有的价值是一种自杀行为。另外，这种极左的知识分子思想观念的代表人物几乎从不顾及苛刻批判的逻辑结论，即虚无主义。他们中有些作家，如贝克特（SamuelBeckett)，有“勇气”给苛刻批判得出一个虚无主义的逻辑结论。而大部分受到苛刻批判影响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一种妥协—活着，更准确一些，想法生活，仿佛社会不同于社会是什么；生活在这个不能忍受的社会之外，其实，还在这个社会之中。人们最好地营造了这种状况。在这个小小的博弈中，所谓高级知识阶层逐渐丧失了它的信誉；通过相同的表示，它适当地选择了批判性思维可能具有的结果。这种含糊的虚无主义和持续不断的歧义性，在政治行动中，在日常生活上，产生了一种盲目的唯意志论。
从马克思和拉法格（PaulLafargue，马克思读过和认可了拉法格写的《懒惰的权利》）那里采纳的对劳动的理论批判，逻辑地涉及了对劳动的一种否定。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三段论法，在马克思涉及对劳动的理论批判中，“需要一劳动一愉悦”的三段论起着重要作用。作为必然趋势，只考虑最后一项：割裂“需要一劳动一愉悦”的三段论，就会倒向享乐主义。如果我们注意到，当今人类仅仅把他们很少的一部分潜力用于愉悦，支持享乐主义其实是合乎情理的。休闲、自动化和信息加工让工业社会披上了迷人的色彩，劳动贬值了。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劳动贬值，劳动贬值解释了影响到“危机”的一些事实。在那个时期，即1960\~1980年，“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无产阶级口号逐渐隐没和消失了。然而，蛮横无理地拒绝劳动（“不劳动！”“把劳动都交出去!”），在荒谬的方向上，通过转移劳动，消除了劳动这个关键需要。显而易见，这种极端主义不是对“劳动者”发话，这种极端主义只能源于一定的中产阶级和没有被矛盾吓住的知识阶层。如果有人说：“不劳动！”其他人，有时就是这个人自己，会说：“别消费!可笑的人，去你的！”在这类口号和对“生产一消费”关系所展开的批判性分析之间是有一个鸿沟的。然而，在节日上，投入玩耍的紧张心情架起了一座桥梁，它让日常生活批判和极左的极端主义之间有可能达成妥协。那时，节日的领域扩大了：学生们说到了“充满激情的节日”，革命本身所采用的表现形式就是宏大的节日。虽然革命的内容和节日形式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不一致，但是，在什么是可能的问题上，人们有了认识，实现了一致。“改变生活”这个一般可以接受的口号得到了一种补充，这种补充使“改变生活”的口号更为具体：“把日常生活变成节日——让我们的身体、时间、意识和某些事物一起组成一个艺术作品，组成某种事物，不满足于把形式赋予活生生的经验，而是转变活生生的经验。”乌托邦？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乌托邦的，具有不可能性。但是，对于什么可能到来，我们一定就不能指望不可能吗?“改变生活”的论题和口号都发展了，但是，这个计划依然不全面，尤其是没有涉及空间、时间的使用、社会关系。另外，“改变生活”的计划清晰地包括了停止与再生产联系。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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