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生活在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里。直截了当地对比，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是同质的，与时间无关，所以，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似乎是绝对的和可以理解的。至于时间，欧几里得和牛顿空间保留着钟表时间，钟表时间本身是均匀的。那时，人们继续唱有音调的歌曲，节奏清晰，和声相伴。他们保持着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如果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来源于历史的话，那么，它们无异于永恒的真理，实际上，习惯的感觉和传统的表达在科学认识里已经被替代了。日常生活当然不是永恒不变的，那时，现代性甚至打算改变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肯定是一个连续性的场地，排除了那场莫名其妙的文化革命，那场文化革命颠覆了由逻各斯、积极的理性、自由的人文主义、哲学和古典艺术构成的欧洲价值。从此以后，思想和日常生活，理论和实践，分道扬镳，各走一边：一边是无所畏惧，另一边是谨小慎微。
在这场突变里，出现了用来构成现代性的三个“价值”：技术、劳动和话语。现代性的这三个成分会面临不同的命运，走出不同的轨迹。技术逐渐成为主人和舵手；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和商品一样，技术呈现为一种自主的现实，思想、社会甚至国家控制不了技术。技术作为一般力量，同时积极地和消极地扩散开来，在改造现实的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包括核技术)。至于劳动，则成了技术的对手，当技术正在诋毁劳动，承诺替代劳动，无疑能够替代劳动的时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无比荣耀，具有最大的价值。话语？语言?话语和语言当时都打算在西方社会里提供更高的价值—代理和替换。所以，语言学和语义学应运而生，难以置信地滥用语言游戏（从纵横字谜到双关语和电视游戏），以及不着边际地胡扯。20世纪，在西方，对于西方而言，话语不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不再是一种通用的和一般的意识工具，话语是把“人”以及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安装到这个世界上的一种方式。这个原先已经被抛弃的因素重新出现在指派给用话语表演的舞台上。一种特殊的话语，除它自己之外，不涉及任何一个其他体系，在它自身而且对它自己是“正确的”。这种特殊的话语的辩护者坚持，这种特殊的话语是充分且必要的：它内在一致地凝聚起来，能够自圆其说，而不依赖现实或外部现实。对把话语神圣化，无条件地规定话语的价值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把话语神圣化包括了对语言的毁坏；随着赋予语言意义，也就是说，随着陈述事实和陈述现实，语言分解了。“他”没有任何人情味的讲话者，现在，脱离了“主体”——讲“我”传递给他的任何一件事。“说出每一件事！说出已经讲过的里边那些还没有讲到的！争取讲话不中断！”语言自身是潜在的、几乎不露面的，通过释放无约无束的意义，与陈述分离，让讲的和写的分离，讲与交流无关。意义躺在一边。修辞被放逐了。能指（语言符号的形式）摆脱了一切羁绊，飞走了。当思想家认为他们正在自由思考时，思想也消失了。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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