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孰是孰非，我们如何可以避免做出这种结论呢？以这种方式提出的问题回避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技术现代主义，它的意义，它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与此相关的问题，即技术的控制，这个问题既是理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与此同时，日常生活还在继续。
二 常量
这里所说的常量是指财产、家庭、道德，等等。我们几乎不需要提醒自己，曾几何时，家庭似乎很脆弱，家庭减到了两人世界，随着孩子们越来越早地离开父母，家庭的临时性毋庸赘言，家庭的使命都结束了。然而，我们现在正在目睹一种家庭凝聚，这并非说那种与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相联系的大家族恢复了。回头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家庭肯定不只是一个微观的消费中心，占着一小块空间（一个场所)，实际上，家庭还是一个情感群体，由一种休戚相关的亲情维系，是对社会保障的道德补充。这一点延伸到了家庭里父母长辈那一部分，在血缘关系和亲戚两个部分之间没有清晰的区分。这种状况会维持下去吗？“不安全感一对安全感的需要”这个对立统一体越来越重要了，它表明，如果在日常生活中真的出现了群体衰退，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加剧的群体衰退只会是逐步发生的。除此之外，还有“住房所有”，这个大规模现象扩大到了工人阶级，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架内一个长期发展战略的结果。
日常生活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与贯穿于日常生活的革命形成对比，这种保守主义失败了，保守主义的失败导致恐怖主义、苛刻的批判和虚无主义。除开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外，这种保守主义还有其他一些起因，例如，在旧体制的坍塌中留存下来的标准。不仅如此，日常生活问题上的保守主义也有很强大的社会基础，如职业人士和企业人士特有的心态，以及传统意义上的所有权和遗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遥远但很确定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我们了解的“社会主义”使日常生活成为不可能的和不可信的。“社会主义”似乎给它自己指定了其他的目标，例如，生产力无边际的增长，或者强化国家和国家的战略权力。通过“村舍”式的独立住宅、小汽车、电话和电视，以及以后会出现的家庭终端和微处理器，资本主义导致了日常生活中个人或家庭群体的孤独，社会主义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只是途径不同罢了：一般的不信任和猜疑、国家意识形态的压力和内化的压抑、国家颁布的假集体道德和审美。无论由此得出什么样的政治结论，我们都不能忘记1980年在波兰发生的事情，劳动者和所有的人都寻求管理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国家期待管理日常生活，但是，至少可以这样说，国家的目标并没有实现。新的组织从波兰的这种失败中生长起来。新的组织宣称，它在日常生活层次上实施自我管理，新的组织想这样做。按照最有眼光的波兰人的看法，“团结”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学的，也不是政治的：“团结”是太阳下的“日常生活”，产生需要，有时因为鲁莽身陷绝境，要求帮助。这里，对国家的左的批判类似于日常生活批判：我们已经了解的事物。
第一章 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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