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提升为一个概念的对使用者的描述，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吗?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认为，对使用者的描述从一开始就是“假”的，实际上，它忽视了曾经发生过什么—也就是说，大规模恢复使用价值的过程，巧妙地除去交换价值，国家政治权力在一个不短的时期里对使用价值的占有。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既成事实是，面对使用者，公民往往就消失了。以前，按照政治宪法，对于公民自己和社会，公民究竟是什么？公民不是一种荣誉或官僚头衔，而是一个具有实际作用，甚至具有决定作用的头衔：发挥政治社团成员的作用。公民这个称号的价值和意义不可分割地与民主和民主功能的观念相联系：与公民的权利相联系（这里没有考虑有关公民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根据，即“人”的一般权利）。现在，公民的权利贬值了，谈人权时带上公民权，反之亦然。公民不仅是一个居民，而且降为一个使用者，把他的诉求限制在有关公共服务的有效运行方面。在社会实践中，使用者成为合同条款和条件意义上的一方，永远不出现，被代表着。他被输运、关照、维护、教育,等等(被谁?国家?地方政府?与公共机构成为合伙人的私人企业?)。显然，服务一定具有功能。当国家宣称它是一个“服务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的国家，问题就发生了。“服务的国家”允许限制罢工权，让罢工“不得人心”。个人不再从政治上认识他们自己；他们与国家的关系变得松散起来；当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时，当他们看电视时，他们仅仅被动地感觉他们是社会的，觉察到这种降低了等级的社会的感觉。在政治纲领和民意测验中，公民权利被淡化了，相反，使用者的需求立即、具体和实际地呈现出来，直接与组织及其技术问题相关。这样，个人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模糊了，实际上，这种关系客观上加深了，因为政治家利用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基础和工具。人们依靠社会机构和服务，从上而下地管理日常生活，而城市生活质量的下降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所以，它推动了那些人的工作任务。
应该放弃使用者的观念和对应的实践吗？不应该放弃！但是，使用必须与公民权利联系起来，而不是把使用权与公民权分割开。
使用者不过是“文化”容器，也就是说，一个思想观念、表达和实证知识的混合体。巨大的文化产业给具有“权利”的使用者提供特殊的产品、商品，这样，文化产业部门的产品不再表现为商品，而表现为由使用者规定的文化产品，被使用者赋予了价值的对象。例如，信息！这是商品世界的终结，没有任何物体和产品的功能可以还原为可以交换的符号和支撑物。这样，使用成了神秘的事情。
第一章 连续性
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