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和偏执。
最近这些年已经确定了一种出乎意料的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明确，但是，这种现象标志了非连续性。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有了可以诊断出精神病征的检验办法，即使它们有些吹毛求疵和居心不良，我们还是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中叶，伟大的艺术家的健康状况总是很好。天才人物总能征服焦虑：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以后的狄德罗，再以后的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在此之后，创造者—艺术家或作家—不再满足于他的主体与现实的事物、物与人的对抗，而是对他自己产生了质疑，把他自己与一种现实对立起来，他不能融入这种现实，或者他不能在这种现实中追求到一种身份。他变成一个案例，正是从这个举世无双的案例中，他得到了他的灵感。半病态、焦虑、有时一些更糟糕的事情，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状态是创造性状态吗？毫无疑问，这种状态并非创造性状态。但是，寻求释放焦虑，通过控制焦虑而传递焦虑，这种抗争推动了当代思想观念依然寻求的正常人的创造性。在艺术家那里，能够认识和把握客观现实的经典主体性，让位于一种新的条件：日常生活已经变得如此令人窒息和压抑，以致瓦解它「兰波（Rimbaud)]是逃避它的唯一手段。艺术家不再可以凑合着与他的焦虑保持距离了。当他的焦虑推动了创造性时，他培育他的焦虑。他对他的焦虑的培育，在日常生活和创造性之间，在现实和作品之间，在创造者的状态和恢复心理正常的治疗技术之间，产生了一道障碍，可能是一道隔阂。这些看法几乎是不争的事实，确证了原先谈及现代性时所说的那种看法，首要的是“否定”当代艺术的行动。这种否定，既不包括革命的打算，也不包括颠覆性的计划。然而，在“我们”面前，这种否定存在于这些当代艺术作品中。为了认识和展示日常生活，这种病态的愤怒允许艺术家超越日常生活。丰富—无论是体验的，还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想的—丧失了它的意义。所以，生产和创造之间有了另一道隔阂，文化生产已经成为很有势力的产业，它否认生产和创造之间有隔阂，或者它填补了这道隔阂。庸俗的艺术作品，一种产品，变得令人鼓舞—一种安全的幸福艺术，相反，诞生于得到了或一直没有得到控制的痛苦之中的艺术作品是令人不安的。
社会景观中那些恒定不变的事物基本上源于权威部门的战略，它们是相对的，所以，没有遗留下来的意义，只有流传下去的意义。相反，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新的世界经济所要求的（无人不知道这个事实），新的世界经济在世界尺度上规定了新的劳动分工，维持与加剧增长和发展的不平衡。统治者反对任何不稳定—一个流行术语，表达了它要表达的意义，所以，统治者反对任何变化。当发展发生时（甚至用了我们掌控的最大过剩产能，我们可以阻挡对过剩产能的利用吗？)，尽管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不愿意，变化还是发生了。只有在得到保证时，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才授权展开技术更新，这恰恰是马克思曾经提出的生产力与社会和政治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新形式，是国际尺度上新的“价值规律”形式。这些主要经济和政治势力已经抛弃了—也就是说，破坏了或淡化了—对直接民主政治所做的工作，例如，在城镇和地方社区围绕直接民主政治所做的大量工作。每一个地方的政治势力都在全球层面给自己定位，旨在通过所有可能的手段—压力、压制、诱惑、承诺，获得备受赞誉的设想和创造稳定的共识。如果要更新和调整（另一个流行词）生产和生产设备，首先需要大规模地注入技术，而此举的后果难以预料。当然，经济政策不再包括报废技术—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经济政策包括巧妙平衡的混合，旨在保护基本结构不受损害。无论是采纳的还是强制推行的技术革新都发生在重要部门，确保不对主导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强化主导关系。然而，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变更还是发生了。
第二章 不连续性
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