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假定。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发现了渐进转变的征候，这种转变刚刚开始。这种渐进转变并不排除质上的飞跃：决策、事件、灾难，这种质上的飞跃是整体行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目睹政治层面上的权力过渡，从不带个人色彩的权力——抽象的权力和主权—到政府，从政府到影响——也就是说，政府的人化，直接与“主体”接触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过渡，从大规模的既成单元向比较小的单元过渡，比较小的单元即指那些与局部空间（场地）相连接的“基细胞”，这种“基细胞”具有错位的风险，但是，趋向于同一之上的差异。这个转折会产生分化或分裂吗？现在，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究竟会不会产生分化或分裂，取决于社会实践和政治实践，依赖于自下而上的推动和顶层决策。另外，这个转折会引起新的矛盾，这个转折既诱发分化，即关系复杂的地方，也引起分裂，即没有联系的地方，出现种种孤独的形式。这样，我们看到，人们对事物有形状态的渴望在增强，但是，有形状态下的事物总有某种不透明的东西存在；我们也看到，人们对透明的渴望增强了，透明排除了关系上的任何不透明。相类似，我们看到，人们对结果的兴趣增加了，要想获得结果，需要严格的个人或集体的规则；我们也看到，人们对自由以及可能性的兴趣增加了。如今，当我们评价连续性和/或不连续性的因素时，最重要的事情是，按照日常生活掌握价值。现在，受支配的，“主体”，按照日常实践，而不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消失），向他们自己表达他们自己。事实上，如今，每一个人都依赖日常生活：政治家以及专业的操纵者、广告商和鼓吹者，还有“主体”。因为整体层面是决策层面，所以，整体层面依然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是，我们只有在整体与所谓局部的和有限的行动的联系中，在整体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中，才能觉察到整体。这样去认识整体并没有否定整体，而是给理论的和实践的——政治的——整体价值定位；这样去认识整体反映了最近出现的现象，即地方、身边，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允许“有关”地方行动起来，似乎那些地方是有特权的地方，唯一的地方（这是对它们的误解），在那种情形下，那些地方可以发生作用。
二恢复
问题产生了。现在正在展开的变更趋向于引起分裂，是与稳定和还原相反的力量，稳定和还原以平衡为理由趋向不变。用社会学的术语讲，变革和革新因素如何和为什么至今没有更大的影响呢？变革和革新因素如何和为什么没有打破壁垒呢？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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