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恢复的主题林林总总：城市问题、差异、自我管理都已经恢复了，或处在正在恢复的过程之中。恢复过程意味着什么？在恢复过程中，也就是说，在引入的间断点上，那种被认为无法挽回的革命的或颠覆的观念或计划恢复正常了，重新并入了现存的秩序之中，甚至修正现存的秩序。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在受到瞬间的撼动之后，恢复并得到巩固。苛刻的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不是去分析这个恢复过程—最初计划的偏移和规避，而是去谴责那些推动和提出这种颠覆性观念或计划的人。苛刻的批判、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这样做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一个计划或观念已经“恢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计划或观念不会潜在地活动一个时期。一个计划或观念已经“恢复”的事实意味着，“人”（建立起来的秩序或无序的成分）并不知道，如何抓住机会，或不能够把握机会、抓住有利局面和展开计划。紧要关头一过，机会失不再来。希腊哲学家甚至在克服这个历史进化教训之前，就懂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道理。通常说的左派，发明大师，给所谓右派提供了“反对社会改革”的想法，恢复不就是这样发生的吗？的确如此。但是，把失误或偏差归咎于提出这种颠覆性观念或计划的人是毫无价值的和最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凯恩斯和许多人为借贷和占有责备马克思，借贷和占有允许资本延续下去和获得成功。这种方式掩盖了认真的思考。总之，一个基本社会政治事实被掩盖了起来：过去200年以来，新发明一直都是批判性思考的成果，也就是说，一直都是左派的成果。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具有很大的适应和容纳能力，它能把对立面吸收进来。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显示出惊人的灵活性，一种不曾预料的能力，应该对此加以思考，而不是攻击发明者。无论如何，就马克思主义的衰退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不靠谱的运用而言，马克思不承担责任。另外一个例子：爱国主义本是一个革命的发明，然而，它带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贯穿了整个19世纪。另一个例子是计划，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本人的灵感，一直都在困惑着20世纪世界范围的政治家们。唯一的例外是区域论，区域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右翼的观念，然而，左翼甚至极左翼也采用这个观念，在左翼的分散化不起作用时，右翼还可以打区域论的旗帜，区域论就是这样一种观念。新发明一直都是批判性思考的成果，不理解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就会丧失批判地分析现代世界的思维方法。苛刻的批判没有得心应手地，或深刻地，或有效地使用这种分析方法。不以大胆计划的名义，不采取更为消极的态度直接谴责恢复，苛刻的批判是不可能提出任何看法的。这种伪激进主义从来都把发展中的时刻和方面混为一谈。第一，可以恢复的，并非同时就是恢复的。第二，没有计划、没有提议、没有观念供那些具有先进名誉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使用，所以，也就没有恢复。第三，把恢复归咎于推动后继恢复的那些人是不公正的和荒谬的。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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