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直延续到1975年前后的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里，恢复变成了一个官方的行动，换句话说，一个政治行动。私人的或联合的研究咨询机构对恢复行动负责。过去，恢复自发地、盲目地发生在相当大的群体或社会阶级层面上。注意爱国主义，右翼资产阶级、它的代表和政治支持者，把爱国主义以动物消化食物的方式摘取出来，转变成沙文主义。统治阶级有可能用民族主义缓和从属于它的其他阶级或分支的对立，然后，才发挥民族主义本身“意识形态导火索”的功能[使用费伊（Jean-PierreFaye)的表达，卢罗(RenéLourau)采纳了这一表达]①,也就是说，点燃左翼观念和意识形态，其火花在左翼和右翼两极之间传递，这样，两极突然合二为一了，产生出新的政治现象，如国家社会主义。所以，恢复已经延续了很长的时期，但是，其方式不同于发生抗议的那些年。在那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里，技术权威指导的咨询战术很简单：要抗议者自己负责研究一些微妙的问题，提出政府可以吸取的大胆想法和计划。一旦这些观念和计划得到了“研究”，也就是说，转变成了认识和陈述，既成制度可以从中选择适合它的，发现对现实问题实用的解决办法，装饰和更新它自己。这种操作认定一些实证知识的优先地位，构造成一个依然具有弹性的语料库——技术权威的语料库。那时，技术权威了解他们自己的弱点：在使用他们自己的术语和神话方面，缺乏创新能力——缺乏“创造性”。技术权威具有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实力，他们富有智慧地利用自己的这种实力，刺激他们贫乏的想象力，取长补短，化解危险的论题。所以，不连续的趋势，断裂的趋势，转变成不改变的因素。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这个命运，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对一定的特权乐此不疲。对于这类操作的主要目标来讲，只要使用适当，马克思主义曾经被当成最丰富的源泉。打着“改变生活”大旗的日常生活批判可谓典范。最初，尽管“改变生活”含糊其词，但是，它还是扰动的和颠覆的，而后，人们采纳了“改变生活”的口号，把“改变生活”的内容变成适合他们自己的。这样，“改变生活”就被庸俗化了，广告和许多政党反复使用“改变生活”这个口号，“改变生活”最终演变成了改变“生活质量”。“改变生活”减至变化的信号，变化的话语，最后，“改变生活”成了涉及假期和工作时间的所谓具体方案。生活形象被改变，替代了“改变生活”的初衷。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① Jean-Pierre Faye, Langages totalitaires, Herman, Paris 1973, pp. 446 ff; Lourau, Le Lapsus des intellect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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