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种状况，让我提出这样一条公理：任何事物都避免不了恢复。让我最后用人权做个例子。一些危险的力量，甚至帝国主义，一直都在企图使用人权，而且，它们成功了；人权提供了思想观念和策略—除开宗派主义外，这些使用了人权观念的力量不能证明它们放弃或拒绝了人权的思想观念。事实正相反。“这场斗争的场所和利益关系”，我们必须在最强的意义上去认识这个表达。人权？通过严酷的战斗，人权被从那些企图使用和滥用人权的人手里夺回。这些都是严重的政治失误：（a）把人的这些权利看成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b）武断地拒绝那些在历史上一直用来做包装的有关人权的思想观念，把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c）隔断它们与旧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联系，不给有关人权的思想观念一个不同的基础；（d）不去通过增加多种权利，包括城市生活权，与人不同的权利，等等，开放人权的含义。
如果精心引导的恢复成功了，情况会是什么样？需要、精神、愿望被转移，并转而反对当初的设计。我必须支持这一悖论：对峙和危机，包括战争，以及或多或少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迪的危机理论，迄今为止，一直都在为这种生产方式服务。对峙和危机允许它的代表和领袖们在经济一社会一政治体制中注入某种新的东西。从一种恢复到另一种恢复，主权制度和从属制度已经得到了一种通过对立、需要、争论而实现的融合能力。恢复有一个最明显的约减效果，这个判断不仅用于意识形态，也用于实际。
在恢复过程中，常常难以区别战略期望、意识形态和实际的自发性。
第二章 不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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