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躲开了国家？重新发现和经历自由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很小的决定：乘车到这一站或另一站，与某人说话或不说话，买或不买某个物品，等等。从这些微观决策开始，自由寻求集合动量。国家仅仅对那些不重要的事情置之不理，当情况真是这样时，政治一官僚一国家的大厦总是包含缝隙、裂口、空间。一方面，行政管理活动拼命堵上这些漏洞，让钻空子的可能性和希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个人寻求扩大和通过这些裂缝。
国家的所有功能，旧的和/或新的，古老的或历史的，与生俱来的或获得的，都被保留了下来，或简单地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不确定的。有些功能起伏不定。例如，我们知道，因为跨国公司的出现，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已经改变了。所谓民族国家会成为过时的民族区域和全球企业生产关系的管理者。有些重要决策是在国家层面做出的，也就是说，在民族的和全球的层面，但是，它们却是在国家机关之外做出的。“私人的”，即国家或国际公司的利益；“公共的”，即多个相关群体的代表，当二者发生冲突时，个人会在会面中展开咨询和对话。以维护国内市场、战略一致、民族团结和共识为目标，简言之，按照生产方式的规律，国家机关和政治领导人参与决策。日常生活成为经济、政治和战略的产物，甚至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为了避免始料不及的发展或革新，国家似乎强化了管理日常生活实施的功能。通过完善的通报“服务”，从最小的变动、最小的支付、最微不足道的社会和个人行动，国家登记、描述和规定了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人或群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这种完全知情的国家相比，过去那些已经看到的风险都不过是玩笑而已。如果我们让国家如此发展下去，这个可悲的科学幻想情景会逐步变成现实，因为在家里安装一种技术设备，国家似乎很方便地就能把整个日常生活攥到手中。为了避免始料不及的变动，在技术一政冶司令部的命令下，一支官僚机构的军队会简单地把日常生活当成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对象或产品，也不再是一个半殖民地，很可能有这一天。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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