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同样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些层次和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发生了扩张。这个增加在美国尤其明显。人们甚至要求以中产阶级的价值、规范、生活方式、伦理、审美为基础，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在我们对这个假设展开批判前，我们应该回顾阶级界限如何变得如此变动不居。最舒适的中产阶级部分—高级管理人士—紧邻“经理”和大资产阶级，而与高等资产阶级或全球企业的董事们有区别。至于较低职位的经理们、较低职位的技术人士，这个阶层几乎与列宁鄙视的“工人贵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这个阶层显示出很大的政治推动力，所以，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层次上的事实和现象，中产阶级在那些层次上是大资本支配下的思想观念上的主导力量。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增加巩固了国家以及与国家相联系的革新：社会行政管理依靠国内市场，或多或少成功地把工会纳入了现存制度，工人阶级内部的困难和分化，新技术进步，等等。事实上，中产阶级是消极的、反对政治的、受到驱使的，所以，人们已经疑惑葛兰西学派意义上的“消极革命”是否源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如果那样，就会避免把“消极革命”的责任归咎于工人阶级的消极。把原先落入统治阶级手中的活动—特别是监督剩余价值的条件，监督积累，简言之，监督增长转移给国家，这个所谓“革命”以一种支持为先决条件。从这个活动转移中获益的国家只能在中产阶级那里找到这种支持。以中产阶级作为介质的文化革命的论题在美国广泛传播，但是，没有站住脚。对于福利国家来讲，唯有中产阶级的存在有可能把国家提高到社会之上；福利国家在它的社会基础中，发现了福利国家的资源、福利国家的人气、福利国家受驱使的“主体”。随之而来的是，消极“主体”宣称它有适用于积极“主体”的那些长处：能力、活力、忠诚管理，等等。也就是说，这些阶层和阶级不具有创造能力；中产阶级不能建立起形式或价值；中产阶级消费文化产业的产品，但是，不能创造文化，中产阶级依然欠缺文明的价值，标志了衰落之路。中产阶级那里有着重大的隐患：当权力战略正在分化工人阶级时，中产阶级成为拒绝工人阶级的有效工具，中产阶级甚至成为压制工人阶级的重要力量。中产阶级具有或推行所有种类的模式，政治的以及文化的。使人困惑不解的新自由主义掩盖了广泛的经济政治运行，足够满足一部分中产阶级。
结论 成果与展望
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