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观察社会，或者说，“阅读城市”“阅读城市大街”，就可以找到城市居民的生活问题，这就是列斐伏尔的“社会文本说”。城市里的信号、象征和我们用来表达城市、规划城市的符号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城市文本。王府井大街、南京路这样的商业街不都是依靠信号、象征和符号组成了它们的一部分语义场吗？不过，古往今来，城市文本里信号、象征和符号的配置比例很不一样。在现代城市文本里（譬如北京），信号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在古代城市文本里（譬如现在基本保持原状的故宫），象征居于主导地位。列斐伏尔在50年前就问我们，如果继续扩大城市文本里的信号系统，城市会走向何方？
究竟何为“日常生活批判”呢？“日常生活批判是，在巴黎、纽约或莫斯科人的生活里，发现什么必须改变、什么可以改变，什么是必须和可以得到改变的问题。日常生活批判是批判地提出人们如何生活的问题，或他们的生活如何不好的问题，或他们如何完全没有生活的问题。”列斐伏尔的这个“日常生活批判说”对我们制定城市规划同样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在列斐伏尔看来，制定城市规划的最终目标不过是改善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因此，我们需要在城市居民的生活里，找到什么必须改变、什么可以改变，什么是必须和可以得到改变的问题，而不是从产业结构调整、增长速度、空间布局、房地产开发上找出城市规划可以解决的问题。
究竟何为“批判”呢？在列斐伏尔那里，批判是指对可能性的探索，可能性是还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所以，“批判的任务旨在揭示那些可能性都是什么，或者说，没有实现的是什么”。列斐伏尔的这个“批判说”对我们制定城市规划的确具有某种方法论的意义。无论是总体规划，还是详细规划，甚至修建性详细规划，其实都是关于“可能”的。问题是，在制定这些规划的过程中，比如关于总体布局，我们就没有多考虑几种可能，常常只考虑一种可能。这当然很危险，因为，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不是一部服从经典力学原理的机器，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不是线性的、离散的、间断的、分析的，恰恰相反，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是循环的、相关的、连续的、整体的。我们的确可以在理论上把城市的历史发展轨迹切成碎片，分成片段，划出阶段来，在“思想实验”里，仅仅在模型里，这些城市发展碎片、片段、阶段是线性的、离散的、间断的、分析的。
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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