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具体地说，如果总资本家和总体工人之间的对抗呈现为直接性的，且不再能被吸纳进资产阶级的政治中介中去，那么为了在社会层面包围并直接控制工人阶级从而将其化约为单纯的社会劳动力，资本就必须对工人本身进行组织——而且吊诡的是，它必须在工人阶级内部组织自己。“劳动的民主”(democracy of labor)和“社会民主”都有赖于此:两者都包含着一个关于劳动力形式的假设，这种劳动力形式作为工人阶级否定自身，并且作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进行自主的自我管理。在这里，已然消灭了单个资本家的私人和自私利益表达的资产阶级社会利益，试图将自身构型为全面的、客观的社会利益。对社会性和共同善的推崇，对平等和社会化的自然权利的复兴，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压制阶级对抗所采用的意识形态假说。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模式被呈现为再度联合的象征。主张在社会生产中存在共同福祉的爱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促进团结时所采用的终极口号。就像士兵一样，所有的生产者都同等地为生产作出牺牲，以期赢得积累的战争。①
现在我们得为这个题外话作出总结，回到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社会主义在社会秩序安排中的吊诡性扬弃。对资本与工人阶级斗争关系的发展的动力的定义(我们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劳动力宪法化的历史进程”部分继续这个分析)让我们可以认识到社会主义原则进入意大利宪法——这对秩序安排有着无可争辩的影响—所凭借的机制。此外，明确当前资本主义改良主义见之于社会资本的相对水平，从而认清其所提议的社会劳动力民主管理，我们也就可以理解这些社会主义原则的革命意义何以在宪法中销声匿迹。这似乎是阶级斗争在意大利过去15年中所造就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在斗争的过程中，机构被重构，意识形态也改头换面了。同样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阶级与它的历史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第三章 宪法中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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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主要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我们在后面会对这些主题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